行为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挑战(6)

　　三

　　几个世纪以来，基于牛顿模式和笛卡尔二分法的理性主义科学观一直占据着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在理性主义者的视野里，那就是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结构模式，似乎是一种超越历史、永恒不变的、最好的科学理论结构。这一思维模式对经济科学的影响就是在人为地设置了经济学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并且还使得经济学为着“科学化”的梦想而在刻意模仿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沿着纯粹理性公理化的“科学”逻辑走向了封闭和僵化。其结果是造成了主流经济学从其狭小的“理性世界”出发只能提供一个关于真实世界的局部而不真实的认识。例如经济学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在纵向上具有历史时间的封闭性，即架空了制度背景，排除了时间维度的变化；在横向上具有学科领域的封闭性，即脱离了社会、政治、法律、伦理等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影响而孤立地研究“纯”经济问题。这样一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理性分析”所建立的只能是一个关于理论世界而非真实世界的经济模型，他们关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多半是片面的而非真实的。

　　行为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正说明了经济学在摆脱了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之后会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是向着更加真实世界方向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多样的综合系统，社会经济问题应纳人人类实践的宏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所以科学的经济学体系也应是一个开放的学科体系。事实上，马克思早期转向经济学研究，也就是从历史分析、制度分析、所有权分析人手的，并一直结合着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展开其经济学研究的。笔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一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将代表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说，21世纪的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必将打破人为设置的学科壁垒，摈弃传统理性主义封闭的局部性思维，确立开放的综合性的思维方式，顺应科学发展的新趋势，通过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复合来开放自己，以更适应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这就要求经济学应“复活”长期被压制的文化、信仰、制度、道德、心理等“非理性”因素应有的理论地位，将理性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和心理分析结合起来。行为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反映了这一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自“李嘉图恶习”在经济学界存在和产生影响以来，就一直沉沉浮浮、曲曲折折地发展着(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的出现曾使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出现过短暂的高涨)。在当代，现实主义运动随着二战后经济学形式主义的日益加重，也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回潮。以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为标志，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正引导着现代经济学去探索更加纷繁复杂的“真实经济世界”。

　　尽管本文批评了传统的理性主义存在有的上述重大缺陷，但并不意味着本文完全否定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无可非议，科学从根本上说是一项理性的事业，经济学欲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其本质也必然是理性的。本文的目的在于从行为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挑战来论证传统理性主义的局限，并为克服这种“局限”而提供有关的探索。马克思就认为理性的方法固然重要，但它决不是一个永恒至上、完备无缺的认识工具：“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曾专门对经济学所谓“不证自明”的教条进行了矛盾分析，并就当时经济学外在的、僵死的、静止的逻辑范畴的抽象前提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从所谓“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出发单纯地从事逻辑概念的演绎而不关心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其错误在于“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本文的结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消除理性的至上性和绝对性，恢复对于“理性”的正确理解，使之回到其应有的合理地位，回复到人类的社会实践和历史之中来。同时，还应认识到理性逻辑认知功能在经济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缺憾，注意吸取现代心理学等非理性认知工具对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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