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一种比较法的视角(2)

    鲁晓明副教授借鉴了美国法上的这一概念，认为“纯粹精神损害”是指“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在其民事权利未受侵害情况下的精神利益损害”。[8]显然，这一概念的创设及其内涵的界定与我国法学界已研究多年的纯粹经济损失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瑞典侵权责任法》第２：４条对纯粹经济损失作了如下界定：“本法的纯粹经济损失应被理解为不与任何人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相联系而产生的经济损失。”[9]
    不过，笔者认为，借鉴美国法上的概念却不考察其在美国法上的渊源及内涵，容易造成张冠李戴的现象。而且以是否有权利受到侵害作为划分精神损害“纯粹”与否的标准并不适宜。德国法学家冯·巴尔教授认为：“非财产损失和权利侵害之间并没有内在联系。感情损失虽然会因为实体的损坏而产生，但是否实际产生却取决于个人的心里承受能力。而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真正要考察的并不是侵害所有权而导致的结果损害问题，而是人的精神痛苦在达到何种程度时才足以获得赔偿请求权。和纯粹经济损失不同，并不存在所谓的‘纯精神损害’。”[10]也就是说，在精神损害赔偿中需要考虑的是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问题。精神损害与特定人的人身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而与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没有成文法典，也就没有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上所谓的“权利”与“利益”之分；侵权行为客体是否是一项成文法上的权利并不是其是否获得赔偿的必要条件。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精神伤害”本身即是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客体。因此，美国法上的纯粹精神损害是为了解决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的关系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以该精神损害是否由身体上的损害所导致作为划分标准，而非鲁晓明所界定的以“是否有基础权利受到侵害”为标准。[11]
    《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客体为“人身权益”。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对精神损害赔偿客体同样采取了两分法，即人身权和其他人身利益。但是，侵害人身利益所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并不等同于鲁晓明所称的纯粹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的这种做法，是基于精神损害本身与特定人的人身关系密切程度不同来考虑的，因而比较科学。因此，笔者建议，与其标新立异地采用纯粹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不如就采用《侵权责任法》上已经认可的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
    笔者拟以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的德国和英美法系代表性国家的美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两国立法和司法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以期裨益于我国的理论和实践。
    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以德国为例
    《德国民法典》第８４７条即著名的“抚慰金条款”开创了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非财产损害金钱赔偿具体规定之先河。依据该条之规定，可以获得赔偿的类型主要是侵犯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以及诱使非法同居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除此之外，《德国民法典》第６１１条（雇佣关系中的性别歧视）、第６５１条（违反旅游合同）以及第８２４－８２６条（分别为信用的危害、诱使发生性行为和违反善良风俗的故意侵害）也规定了非财产损害赔偿。除此之外，《德国版权法》第９７条、《德国航空法》第５３条、《德国核能法》第２９条、《德国航海法》第４０条等都有关于非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12]虽然规定了种类繁多的非财产损害赔偿，但由于缺乏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条款，加之《德国民法典》第２５３条关于“仅在法律有所规定的情形下，才能因非财产损害而请求金钱赔偿”的规定，法律在应对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扩张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面对上述问题，《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正是采取对这一条款进行扩大化解释的方法来应对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日益增多的挑战：第一，将某些精神损害解释为一种健康损害；第二，创设一般人格权概念，并且将之解释为该条款所指的“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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