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读书报告

《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社会主义

本书的作者科尔奈是匈牙利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在书中，作者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各种研究资料出发，先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权力与意识形态、国企与计划经济、短缺与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剖析，得出的结论是经典体制在经济上遇到的难以克服的困难以及对人民的承诺无法完全实现成为了改革的动力。接下来作者总结并预测了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的私营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的建立、国企的改制以及价格改革等现象，并且根据已有的历史经验预言改革的终点是社会主义的终结以及向自由市场的转轨。

作为市场化以及私营经济的坚定支持者，科尔奈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态度毫无疑问是悲观的。尽管作者自己从一开始就强调对社会主义的历史评价再过两百年也为时过早，但事实上这本书中充斥着对经典体制的负面评价。作为一个从未去过东欧的读者，我确实不能完全认同书中的很多观点。科尔奈的论点十分鲜明，但是论证观点基本靠理论分析，缺少数据与实例的支撑，有时让人感觉不明所以。实际上在作者看来，对经典体制下的经济政策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最后都可以归结于官僚体制，所以最后走向民主政治是必然结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完全战胜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二十年过去了，面对着资本主义世界的重重危机，不知道作者是否对自由市场还抱有如此大的自信。对本书的争议暂时告一段落，下面结合这本书的内容具体分析中国的经典体制以及改革的过程。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如作者所言，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处在独裁统治下，社会动荡不安。党夺取政权的力量主要来自内部，而且党的领导在当时深得人心。这与苏联以及其他东欧国家并不一样。虽然布尔什维克党也是通过全国范围内的革命夺取了政权，但是在以农民为主的旧俄国，列宁主义政党并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也是通过苏联的外部支持取得了政权的。因此和中共相比，苏东国家共产党在建国之初的群众基础并不够牢固，这也导致了中共与苏东国家共产党在政治领域的诸多不同。遗憾的是，作者写书的一手资料主要来自于东欧，因此如果以本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在有些地方就会产生困惑。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到了大多数阶层，特别是农民的支持。中共胜利的法宝是群众路线，即“人民——党——人民”，而苏联的路线是“党——人民”。中国共产党信任群众，善于发动群众运动，允许群众集会游行，承认工人罢工的合理性。而在苏东国家的意识形态里党执政具有合法性是因为其代表了群众的利益，但是其体制却带有很明显的“家长制”特征。斯大林认为“党一定要比工人阶级看得更远”，官僚集团的政策会为群众安排好一切，群众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遵守指示就可以了。党的政策都是由命令式地由上到下推行的，下级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党把群众当成孩子，不允许群众对党的政策有异议，党的批评者被看成是外部阶级敌人的代言人。党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不允许群众运动，对工人罢工残酷镇压。这种政治上的高压与僵化同中国前三十年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中国毕竟还是受到了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久，在整风反右中，党推行了官僚化的上级向下级分派指标划分“右派”的错误政策。在这场运动中，新的官僚阶层借助群众反右的热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大跃进”的错误更是如此，“大跃进”的本意是发动群众大搞经济建设，但是地方官僚却利用群众的生产热情掀起了“浮夸风”，导致中央也开始盲目乐观，制订了不符合实际的经济计划，导致更多的地方官僚为了政绩不得不弄虚作假，甚至要求农民交出更多的粮食来完成上级指标。在经典体制下，官僚为了完

成政治任务可能会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甚至利用群众。而在中国，群众过于信任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不会过多思考党的方针是否有问题。就算党的政策出现了问题，也只是把问题归结到相应的官僚，这使得党的很多政策错误不能在群众中得到及时的纠正，同时人民的许多真实诉求也很难通过基层的官僚传达给高层。在经典体制下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冲突，有不同政治派别和利益团体，还会涉及到领导权斗争。在东欧，官僚集团内部斗争激化后往往会出现秘密警察和大清洗。而在中国，由于党的群众运动经验十分成功，党搞“反修防修”斗争的方式是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但是这一运动却遭到部分官僚集团的利用，再加上官僚集团在“四清”运动中“桃园经验”的应用，“文革”这一悲剧的发生就难以避免了。

下面讨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经济问题。经典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体制，工业上搞国有企业，农业搞农业集体化。国有企业归全民所有，生产的目的是完成上级的指令计划，而且需要负责职工的福利。农业合作化的目的是消灭小农经济，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农业基础。作者认为经典体制的经济效率低下，而且具有明显的“短缺性特征”。

社会主义改造伴随着农业的集体化。苏东国家通过国家暴力强制推行集体化，建立起了合作社制度。中国搞农业集体化并没有遇到多少阻力，方式比较温和，农民也比较支持，但结果是一部分村子搞得好，一部分搞得差，还有一部分搞得一般。作者认为在农村消灭私有产权的真实动机是为了加强官僚集团的统治，在农村建立公有制的价值体系。但是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未免有些险恶了，况且作者在文中也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以中国为例，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到了自己的土地，但是农业生产力依然很低下，很多农户缺少足够的农具从事生产。而经济发展的重心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工业建设需要从农村获取大量的原料，同时国家的粮食问题也亟待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将农民组织在一起生产，如果管理方式合理，是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的。建立合作社也更有利于推广机械化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的集体化，确实也是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东欧国家中，波兰没有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农业生产中私有产权占比例很大，而波兰也成为了东欧剧变中第一个倒下的国家，这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在我国某些地区农业集体化确实也造成了比较消极的影响，农民会感觉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自己对生产成果也失去了绝对的控制权，这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利影响。

中国和苏东国家的工业实行国有化，但是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作者认为上级指令计划和国有企业生产不可避免会存在冲突。在上级与下级之间存在讨价还价的行为模式，这会导致纵向的信息扭曲。一般情况下，企业领导人希望生产任务越轻松越好。因此在上级主管希望了解企业生产能力的时候，企业领导人会尽量隐瞒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但是部门主管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在第一轮指派任务时会安排比实际可行的任务更多的计划，等企业来要求降低任务，而定计划的基准往往是企业上一年度的生产量。因此为了避免任务量的增加，企业领导人会尽量避免增产以及超额完成任务。作者想以此说明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企业没有增产动力，企业领导没有以财产主人的眼光看问题，官僚计划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在普遍实行“马钢宪法”、“厂长负责制”的苏东国家，这种官僚主义的倾向确实容易出现，因为企业的领导是由党委任命，只对上级党委负责。但是中国在工厂管理中力图推行“鞍钢宪法”，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鞍钢宪法”是对“马钢宪法”的否定，让工人参与到工厂的民主管理中去，对工厂领导进行监督。遗憾的是，作者看不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书中也很少考虑到工人，因此在作者看来，只有搞私有产权才能避免这种信息扭曲。但是中国的经验表明，在工厂实行民主管理，可以让工人认可自己的主人翁地位，那时中国的工人生产积极性很高，增产的愿望也很迫切，还积极参与到新技术开发中。

这一部分总结一下作者对经典体制下的“短缺经济”的论述。作者认为在经典体制下短

缺是很普遍的。一般来说，短缺包括水平短缺与垂直短缺。水平短缺产生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表现为买方买不到想要的东西。垂直短缺产生于物质分配机关和企业之间，如果企业要求的物质总量超过了物质分配机关所能提供的总量，就会产生垂直短缺。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生活资料的短缺也是普遍性的，居民生活水平较低不在于购买力不够，而在于买不到想要的生活资料，几乎一切都要凭票购买。为什么会产生短缺现象？客观上当时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而作者则着眼于体制本身的因素，认为以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制度导致了短缺。作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下，私营企业会关注买方的需求，如果出现短缺它就会增加生产，而国有企业则缺乏关注这种信息的动机。同时市场本身具有过度生产能力，而国企缺乏过度能力，而且会隐藏自己的实际生产能力。再者企业的计划任务只跟总量有关，而不关注产品细节，导致不能满足买方的需求。在生产领域，分配者总是想让下级单位以最小的投入产出最多的产品，这会导致纵向的短缺。而且社会主义的免费、低价和配给制度也会导致需求的无限膨胀。这点感觉有点扯淡，作者最后甚至还直接提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似的设想，未免让人感觉很武断。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作者当然也毫不在意自己的观点可能存在的历史局限。

在经历了进三十年的经典体制过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作者认为改革的原因是经济的困难、民众的不满、掌权者信心的丧失，官僚集团内部认为只有允许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才能让国家的经济走出困境。中国的改革较好地吸取了苏东国家的历史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在农村恢复个体生产，释放出足够的自由劳动力。与此同时在沿海地区试点私营企业并引进外资。随着改革的深入，开始建设社市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领导仍然由上级党委指派，但是上级指派任务大幅缩减，企业可以在上级计划之外生产更多的产品并且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这种“双轨制”是建设市场社会主义中出现的一种过渡形式，但是却为企业领导与政府高官以权谋私提供了有利条件，导致腐败盛行，特权阶层逐渐产生。于此同时，官方意识形态也开始转变风向，提倡“物质刺激”，把消费增长放在第一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变为“和平共处”，并且取消以往的福利承诺，转移到个人和家庭。如作者所言，中国出现了种种问题，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党的支持率下降，并且出现了著名的政治抵抗运动。但是中共并没有向东欧国家共产党那样失去政权，反而更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了市场经济，把中国建设成了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已经37年了，不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经典体制，但是在政治上共产党的专政却始终没有动摇。这与东欧国家不一样，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高层几乎都主动放弃了一党专政，进而失去了政权。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除了健全法制体系以外，我们几乎没有多少动作。无论如何，中国在东欧剧变后的发展轨迹已经完全超越了本书的预测，作者当时的论点是官僚体系与市场经济是冲突的，但是现在作者可能需要修正一下自己当初的判断了。

总体来说，作者写这本书主观性较强，糟点也略多。不过正如作者所言，读下来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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