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国考申论备考：《求是》精选

2012年国考申论备考：《求是》精选

坚持公平公正 深化高考改革

（戴家干）

高考是我国选拔人才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国家人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有效机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和质量评价制度改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把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单列一个专题，明确提出了改革目标和具体规划。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高考改革的高度关注和殷切希望。如何深化高考改革，实现预定目标和要求，创造一个优质、科学、安全、规范、公平的高考制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一、公平——高考改革的核心价值理念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的国家。1300多年前建立的科举制度，创造了全国统一考试形式和相对独立的监察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朴素的公平竞争、择优取用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千百年来深植于我国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和人民心中。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考试独立制度，更是从权力制约的角度使考试的公平性、权威性得到充分展现。

1952年，新中国确立了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制度。此后十几年，这一制度的施行为高校选送了大批新生，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各行业专门人才奠定了基础。1977年，在国家经历十年动乱之后，邓小平同志把恢复高考制度作为突破口，吹响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号角，确立了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重塑了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高考制度也在改革中不断完善。2007年恢复高考30年之际，教育部考试中心联合《中国青年报》做过一个大型公众调查，其中95.7％的人认为全国统一考试的高考制度是现阶段最公平的制度之一。

然而，有关高考的各种争论也从未中断。有人认为高考扼杀学生个性、忽视高校及地域差异，建议取消全国统一考试，代之以各高校完全的自主招生。个别人甚至把考试竞争带来的学习压力，简单地理解为高考的“罪恶”，把高考推向素质教育的对立面。还有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呼吁取消高校自主招生、加分等高考政策，使高考回归“唯分数论”，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评卷、统一录取的绝对“大一统”。

无论是“强化高校自主招生”还是“强化绝对大一统”，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人们要求不断完善高考制度的合理意愿，但同时也都存在显而易见的弊端。一方面，如果取消全国统一高考，代之以各高校自主招生，势必大大增加考生的备考负担和考试成本。这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考生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考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同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社会诚信体系缺失，监督、制约机制尚不健全，权力寻租等招生考试腐败现象屡有发生，实行完全的高校自主招生，也很难保证高考公平。另一方面，如果实行绝对的“大一统”，不仅一些特殊人才难以选拔上来，一些对人才有特殊要求的专业需求也难以得到满足。

《教育规划纲要》对考试制度改革明确提出了“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

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我们认为，在新一轮高考改革中，公平不仅是必须坚守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判断其是否成功的标准。

二、改革——时代对高考提出新的要求

社会在发展，高考公平的内涵也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丰富和变化。以往的高考公平，强调的是考试机会、过程的公平，也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最基本的公平。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层次、多样化，人们对人才的认识和要求也发生了改变。简单的分数已不能充分反映学生的特点。推动每个学生全面、自由发展，维护学生自我发展机会的公平，成为时代对高考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推进高考改革，必须以国家人才战略和教育政策为指导，结合时代特点和社会需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制度设计，在突出程序公正、坚持统一考试主体框架不动摇的同时，向能够维护学生发展机会公平迈进。

第一，高考制度设计不仅要维护考试过程的公平，而且要为促进教育公平做出应有的贡献。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教育公平的深层内涵是要使每一个人都能受到适合每个人特点的教育。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通过建立一套科学公平的考试体系，使得不同区域、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通过考试获得符合其本人学能、潜力、专业性向的教育机会，是高考改革的目标之一。

第二，高考制度设计要对素质教育发挥导向作用。素质教育是有利于每个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体现公平的教育。高考是推进素质教育各项要求在教育过程中充分落实的重要手段。好的考试，可以为学校、教师、学生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习效果提供信息和建议。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在深化考试内容改革上下功夫，在考试形式的改革上想办法，使高考内容与素质教育要求充分结合起来，通过考试向教育过程反馈信息，促进素质教育各项要求的贯彻落实。

第三，高考制度设计要充分发挥“立交桥”作用。高考不仅要满足国家选拔人才的需要，还要满足公民多样化的自我发展需求；既要为研究型大学提供人才，又要为职业技能型学校输送人才，还要分流一部分人就业。过去的考试主要是淘汰型的，考你的“不行”，今后的考试要强调适应性，考你的“行”。考试结果要能够为人才分流提供参考，要能够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三、评价——高考改革的必然选择

评价就是通过收集学生学习成长各方面的信息，分析评判学生成长水平和学校教学效果，为改进学习和教学提供指向性意见。考试侧重于技术测量，是评价的重要手段。用评价的理念和方法改革高考，就是要改变以往仅关注考试分数的模式，充分利用考试的各类数据，深层次发掘数据背后所蕴含的考生个性化信息，实现对考生个性、特长、专业性向等多方面的考察，完成对考生的综合评价，从而为其进一步的学习和发展提供指导，使他们知道自己适合学什么，适合往什么方向发展，在什么领域能够取得创新成果。

评价的概念早已存在。在尧选舜做接班人的记载中，尧要考察舜是否能胜任这个职务，说：“吾其试哉”。这里的“试”并不是纸笔考试，而是通过在长期实践中的观察和试用，对舜的品德、行为、能力等作出评价。在大规模统一考试中，因为参与人数多，考试时间短，相

关技术还不成熟，评价操作比较困难。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人为本、人尽其才观念的深入人心，评价重新受到关注。同时，现代评价测量方法的发展以及信息数据技术的革新，也使得发挥考试的评价功能成为可能。

目前，教育相对发达的英、美、俄、日、韩等国家，纷纷根据本国实际和社会特点，改革和完善考试制度，总体上呈现出统一考试和多元评价相结合的发展方向。这也是当今世界考试制度改革发展的总体趋势。我国也必须进行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完善考试功能，推动考试向评价跃升，在维护考试公平的基础上，实现评价的公平。

在考试内容方面，应更加强调能力立意，建立多元的评价标准，考出人的优点。一方面，每个考生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一样，单就语文科目而言，其体现的能力就至少有“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应用”、“探究创新”等，好的考试应该能考出每个考生在各方面不同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不同专业、不同高校对学生有不同的能力要求，其选拔录取的标准也应符合这些要求。改革考试内容，首先要根据考试类别合理设置考试科目，在基础科目必考的同时，给予考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和专业性向选择科目的权利，给予高校根据教学特色选择科目的权利，在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双向选择的桥梁。其次是“完善国家考试科目试题库，保证国家考试的科学性、导向性和规范性”。这也是《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的。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转变命题思想，以评价理念和需求为指导，在科目考试的内容设计上，预设各项指标体系，在知识与能力、知识与考生的专业性向之间建立内在的逻辑联系，利用考试的数据，在测量、评价理论支持下，为考生和高校提供知识分布、能力构成、专业性向胜任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报告，从而为高校和考生提供专业化的评价服务，使得高校可以根据办学特色、学科需要设置科目权重和各种选拔条件的组合，同时也使考生能够更加全面、科学地认识自己。从更高的层面而言，对考生的综合评价形成的内容丰富的考试信息，也可以作为学校教育教学乃至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决策的依据。

在考试形式方面，坚持以人为本，从我国实际出发，丰富考试的方式和手段，根据基础教育的教学安排、高校选拔要求和个人发展需要，建立以多元评价为基础的考试形式。例如，逐步探索个别考试科目在时间上的前置和多次化，增强考试对教学的反拨作用，降低考试科目过于集中的压力，有的科目可以参考平时的综合评价成绩，减少一次考试中偶然因素的影响。同时，考试形式的改革必须与配套制度的完善、科学技术的支撑相结合。要不断推广和完善考生诚信档案系统，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要在完善网上评卷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标准化考场等相关考试技术规范的制定，以高科技引领考试，保证考试的程序正义和结果公正。

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改革。任何改革的方案都必须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分步实施，平稳过渡。目前多所高水平大学自发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自主招生“联考”，在考试内容形式如何突出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考查、如何突出不同高校学科特色、建立多元评价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按照《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的要求维护考试公平、开展考试评价，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学生发展机会的公平。从考试到评价，实际上完成了高考公平理念的一次升华，是社会发展规律、人才教育与培养规律的体现，也是考试制度自身发展的要求。 （作者：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高虎城）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呈现复苏态势，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国际资本跨境流动加快，但保护主义依然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障碍。胡锦涛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尔峰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坚定不移推进自由贸易，坚定不移恪守历次峰会承诺，坚定不移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取消已有的贸易保护措施”。这是我国政府向世界的宣示。我们要深刻领会胡锦涛主席的讲话精神，认清形势，积极应对，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贸易、投资严重萎缩，引发一部分人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和反思。部分国家民众出现“经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各种反全球化行为，实施自由贸易和开放政策的民意基础受到削弱。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围绕重塑全球化展开激烈较量，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共同任务。

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发展坎坷。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加强经贸往来的愿望更加迫切。世界贸易组织在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平衡国际贸易关系以及避免贸易摩擦方面仍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多边贸易体制中各成员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成员主导着国际贸易规则的制订，发展中成员的利益常常被忽视。如何协调成员间经贸利益关系成为多边贸易体制未来发展的重大挑战，现阶段世贸组织各成员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顺利完成多哈回合发展谈判及其相关协议。但是，在事关多哈回合成败的削减农业补贴、降低非农产品关税和开放服务业等关键领域，9年多来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多边贸易体系一再遭遇挫折，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有可能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加深推进。在多边贸易体系进展不顺的背景下，以自由贸易区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方兴未艾。绝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参加了一个以上的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区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实现形式。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由浅层次的贸易和生产一体化向包括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和竞争政策等在内的深层次一体化加速转变，其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日趋明显。

新兴国家在多边机制中的作用有所加强。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大国经济复苏普遍较快，与发达国家实力差距继续缩小，争取平等地位的意识进一步上升，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为标志，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难以对国际事务进行完全垄断和操控，通过让渡部分权利和责任，希望将新兴国家纳入现行体系为其分忧，但又不愿其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国际体系改革将在斗争与妥协中艰难推进。

从长期看，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根本改变，在经历一轮恢复调整后，国际贸易与投资仍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国际贸易增长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从历史经验看,国际贸易能深化社会分工，提高劳动效率，革新经济体制，扩大内外市场，对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荷兰、英国、美国等大国崛起的发展历程表明，贸易中心国家都是经济强国。国际贸易增速一般是世界经济增速的1.5倍左右，1948—2007年，世界出口年均增长9.7%，明显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和人口增长速度。国际金融危机后，出口前所未有地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创造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拉动经济复苏的典型案例。

世界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动力。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国际贸易，进而导致世界经济深度下跌。2009年二季度，世界贸易额同比下降33%，世界经济陷入谷底。2010年以来，国际贸易复苏不断超过预期，迅速回升，据世贸组织统计，前三季度同比增长23%，预计2010年世界贸易量增长13.5%。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出口均出现显著增长。

出口拉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010年以来,部分发达国家经济依靠较强的出口能力实现较快复苏，不仅缓解了经济失衡压力，也使净出口成为经济的重要拉动因素。美国1—10月出口同比增长21.5%，高于美国经济三季度的增速2.6%；德国1—9月出口增长14.1%，净出口为二季度德国经济贡献了1.4个百分点；日本1—11月出口增长33.9%，实现贸易顺差686亿美元。

新兴市场内需大幅增加带动贸易伙伴出口回升。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工业生产和销售明显好于发达国家，“金砖四国”尤为突出，进口增速快于美国、日本和欧盟。2010年前11个月，中国进口同比增长40.3%，其中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分别增长32.2%、32.6%和36.9%，来自俄罗斯、巴西、东盟、南非、印度等的进口分别增长21%、32.8%、47.5%、64.1%和53.6%，对促进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效应。

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新的特点

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恢复增长，贸易摩擦也接连不断，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一是将贸易摩擦与国内政治挂钩。在西方部分选举政治国家，贸易政策更多地被用来缓解国内矛盾和政治压力。为取悦选民，转嫁国内矛盾，一些国家的立法机构甚至政府经常动议或者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从而捞取政治资本，国外进口产品成为这些国家转移国内民众不满情绪、谋取政治利益的对象。

二是企图利用贸易摩擦影响和改变贸易伙伴经济体制与政策。部分国家和地区频繁发起反补贴调查，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指责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内汇率机制，声称低估汇率是贸易保护主义，质疑和挑战贸易伙伴的财政、税收、金融、产业发展、资源配置管理等政策措施，甚至用劳工、低碳等标准对进口产品设限,意在借此推行西方人权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模式。

三是不断挑拨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一些国家在经贸领域中挑起新“冷战”，企图遏制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在拉美和非洲地区煽动“外贸威胁论”，声称进口产品冲击当地产业，投资目的是掠夺当地能源、资源，借此挑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是挑起贸易摩擦制造谈判筹码。一些国家不顾双边贸易现实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主动挑起贸易摩擦，甚至诉诸世贸组织的争端机制，在国内严格贸易救济执法，借此换取贸易伙伴在其关注的经贸问题上做出让步。

后金融危机时期，贸易摩擦形势依然严峻，贸易摩擦的政治化倾向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对国际贸易活动构成障碍。作为贸易大国，我国出口产品近年来在海外市场遭遇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产品召回或通报等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重点，每年涉案损失300多亿美元。2009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9.6%，而遭受的反倾销案件却占全球的40%左右。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成为个别国家对华调查的主要形式，2009年国外对华启动的13起反补贴调查案件中，12起伴随反倾销调查。涉华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案件增多，2009年占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总数的25.4%。2004年以来，国外将我国诉诸世贸组织争端机制的案件，涉及集成电路、汽车、原材料等领域的产业政策以及金融、关税政策。

积极维护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

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对外贸易增长，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还会继续出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商务部将积极应对贸易摩擦，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体制向自由、开放、公正的方向发展。

秉持开放的发展理念。过去30多年我国对外开放的历程，实际上也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今后我国仍将坚定开放信念，与国际社会共享合作发展机遇，积极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制定并实施鼓励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加快推动多哈回合谈判。中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将之作为国际贸易政策的基石。完成多哈谈判是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保单”。多哈谈判早日取得公正、平衡的结果，既是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根本路径。无论是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均应着眼长远，拿出更大的诚意和决心，在尊重授权的前提下，锁定现有成果，推动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结果，尽早实现发展回合目标。

加大交涉力度，维护合法权益。倡导和坚决支持自由贸易，各国应严格践行在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上的承诺，不对商品、投资、服务设置新的限制措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本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坚持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我们将认真制定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不同双边场合将我国企业关注的利益诉求作为重要议题进行交涉，表达我方关切，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利益。同时，要对国外进口产品加大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立案和调查、裁决工作的力度，切实维护国内受损产业的合法权益，也对国外对我产品滥用贸易救济措施起到威慑和反制作用。

大力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我国目前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10个，正在谈判的4个，涉及27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完成了与韩国、瑞士的自贸区官产学联合可行性研究。商签自贸协定是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实施市场多元化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化解国际贸易争端，树立我国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去年初，中国—东盟自贸区

的建成促进了双边贸易投资加速增长，带动双边经贸合作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轨道。2010年1—11月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同比增长40.6%，高于我国进出口增速，东盟成为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前三季度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约61亿美元。今后，我们将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自贸区工作，逐步形成全球自贸区合作格局，同时引导国内企业利用这些优惠协定，扩大与区域内国家的贸易投资往来。

（作者：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

“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败最为根本性的标准”等6则

陈红太：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败最为根本性的标准

政治最浅白的解释，是动用国家的强制力和一切政治组织的力量解决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需求所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我们动用全国之力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包含的国家和社会变革绝不仅仅限于经济主体所进行的资源交换和满足供求关系等方面，这里面包含着在政治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本质上体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系列联动关系。这既是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也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评价这场变革的成败，归根到底要看我们搞市场经济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也就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除此，没有其他更为根本性的标准。因此，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最为根本的就是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满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就是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相适应。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成功的；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甚至阻碍和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就是失败的。这是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败最为根本性的标准。 (《红旗文稿》2010年第24期)

胡 键：用全球视野理解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产物，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模式没有世界意义，恰恰相反，理解中国模式的意义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其一，全球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实际上是全球在关注究竟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原因。不管是否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种热议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也体现出中国对全球影响的上升。其二，承认中国模式存在并认为中国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就意味着中国模式不仅是提升中国经济实力的基本方略，而且它直接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而受到一些国家的关注和青睐。其三，承认中国模式存在却又把中国模式作为“异端”来加以批判，实际上是西方在自身走向衰落时对中国奇迹产生的一种嫉妒和无奈，西方在无奈之下不得不承认是中国在危机之中拯救了西方，可又担心中国输出中国模式，从而对西方的价值观构成挑战。最后，用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物来衡量中国模式并进而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实际上是继续在延续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而对“模式”的认识“模式化”了。（《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9日）

栗战书：科学发展要有好的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

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是要有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也就是干事创业的环境、求真务实的环境、团结和谐的环境、风清气正的环境。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可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可以集中精力、形成合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尤其是要有正确的人情观，不能为亲情所累、为私情所累、为人情所累。要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群众。始终保持清正廉洁。这是领导干部做人做事的底线，底线就是高压线，碰不得。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管好自己，管好家属，管好身边人，做一个组织和干部群众信赖的人，做一个同事和朋友敬重的人，做一个家人和亲属引以为荣的人，做一个回顾一生能够问心无愧的人。有了好的政治生态，就能促进科学发展，领导班子会更加富有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工作也会呈现新气象，大家都会把思想、心思、精力集中到发展上来。（《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1日）

李丽娜：西方神话的破灭

有三个关于西方的神话现在已经破灭了。一是市场神话的破灭。苏联解体后按照美国专家的意见推行了“休克疗法”，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沦为“无产者”。美国人说要开放市场，美国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利用东南亚国家开放市场的漏洞，将这些国家积攒十几年的财富一把捞走，而今天，美国也陷入了金融危机而难以自拔。二是民主神话的破灭。在美国的操纵下伊拉克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无法正常地维持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选举出的人凡与美国的意愿相左，都被指责为存在舞弊行为，选出美国中意的人，才能被当作公正的选举。三是道义神话的破灭。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试图塑造一个不偏不倚的裁判者形象。但美国并非是对所有国家的苦难都给予同样的关注，而是有选择的关注。许多国际争端中，美国都是冠以道德之名而做的，而在高尚道德旗帜下，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不幸。在世界人口大国中，中国的发展是最快的;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解决贫困问题是最好的;在社会进步方面，中国今天在政治上拥有的自由比改革开放前多很多。但中国受到美国的指责却更多了。(《环球时报》2010年12月21日)

陈先达：树立社会主义新财富观

社会主义新财富观，应是重视个人财富，更重视社会财富；重视物质财富，更重视精神财富；认为财富来自社会，也要回归社会；主张增加社会财富，也增加个人财富。但对个人来说，不应当以片面追求财富为认识目标。“一切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之类的口号是误导，而不是社会主义新财富观。在对待财富问题上，应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个人财富的获得不能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文化精神支柱，如果只有物质财富增长，我们只能是一个在风云际会中借机而起的“暴发户”，而不可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明国家。财富是社会性财富，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创造的，它凝聚的是社会集体的力量。虽然在私有制社会中财富的占有方式是家族式的，但本质上是社会的。一些财富拥有者主动将财富回归社会，是社会文明的进步。我们应当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论，通过切实改革分配制度，以清除财富观中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让财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盛宴。（《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

孙立群：历史经不起娱乐化演绎

一些流行的历史读物，动不动把现代的词汇和观念往历史里套。这可能读起来轻松，但往往会混淆时空，导致对历史的误解。可能有人觉得这仅仅是一种娱乐，无伤大雅。其实不然，历史经不起误读，特别是对于求知欲旺盛、但鉴别力却不够的年轻人来说，这会直接影响他们价值观的建立。历史失真，必然会使文明的生命力逐渐下降。非专业写手、娱乐化写法占据天下，不仅容易把学术庸俗化，而且造成历史认知的混乱。殊不知，历史专业需要大量的训练，投入大量的精力。如果学术上投入不够，自然会出现错误。当前，娱乐化解读历史还是支流，只不过这个支流已到了无法轻视的地步。与此同时，对于大众历史热，一些历史学者往往重视不够，拱手让出了市场，正好让众多业余选手逐鹿中原。这是不应该的。历史学不能仅仅活在象牙塔里，而应该在大众历史热里发挥作用。学者应该转变观念，重视普及历史知识。这不仅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日）

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出版

（金冲及）

2010年7月份，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而不是由有关部门来召开这样的会议，足见中央进一步把党史工作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此后出版，自然格外受到人们关注。

《党史》二卷写的是党在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的历史，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29年的历史，共和国正是从这里起步。这是一段极其重要而又比较复杂的历史，写好它十分不易。

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对党史研究和宣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就要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也就是说：一定要着眼全局，抓住要领，分清主次，全面分析，这才称得上真正的“实事求是”。学术研究和创新也决不能离开这个前提。

新中国最初29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是什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着手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党在这个时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历史从来是复杂的，在充满矛盾中行进。抓住了这个主题和主线，人们对原来看起来头绪纷繁的事情就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做到一目了然，对这个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发生的曲折也能作出中肯而恰当的分析；要是看不清或者离开了这个主题和主线，就会失去中心，只看到一个个孤立事件的堆积，或者仿佛列举了一些事实，实际上却得出以偏概全的完全错误的结论来。

随着时光的流逝，经历过这段历史全过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人今天只能靠阅读书籍和报刊中的记载来了解这段历史。令人担忧的是：现在有一些书刊似乎只津津乐道这段历史中的消极方面，仿佛那些年只充满一片黑暗，而对当年举国上下热气腾腾地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却抱着奇怪的冷漠态度，以为那都是“老一套”，不值得再多说。有的人还把一些道听途说以至任意编造的“故事”当作信史，加以渲染。它留给人一种印象：共产党在这段时期内所做的，无非只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了一批人，别的就没有做什么好事。这种误导积以时日可能造成的恶果，从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中已可以看到不少惊心动魄的事例，值得深思。还有一些作者出于好心，要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绩，常常拿改革开放以前物质条件的贫穷作为反衬，有点像“忆苦思甜”的样子。

但它“忆”的是新中国早年的“苦”，看不到像老舍《龙须沟》等作品中描写的新中国的“甜”。这种对比方法抛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不作具体分析，很难说是科学的态度。有如一个原来贫困的家庭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终于逐步富裕起来，子弟们能不能因为今天的富足而嘲笑父兄当年的“寒酸相”？那能说是“实事求是”吗？全国党史工作会议批评“党史领域在学风上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并且郑重地指出“近年来，社会上存在一些偏离党史主题和主线的问题”，可能也包括前面所说那些现象在内。

《党史》二卷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开卷的第一篇，就以浓重的笔墨在读者面前重新展现出新中国最初几年那幅令人振奋的历史图景，旗帜鲜明地指出当时在短短七年内实现的两个“历史性转变”：“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在我们这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旧社会留下满目疮痍的国度里，要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实现这两个“历史性转变”是何等艰难的事情。书中不是以空话而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刻画出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全国人民在艰难的环境下迅速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国家制度，在广大农村和城市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荡涤旧社会留下的种种污泥浊水，展开中国大地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热火朝天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步骤地以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书中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些叙述和论断是公正的，符合实际的。经历过这场历史性巨变、为它献出过自己青春年华的大多数人，大概都忘不了当年那些充满蓬勃朝气的火红日子，为曾替它添过一砖一瓦而自豪，决不会对自己的前半生感到后悔，因为今天的一切都是从昨天走过来的。没有昨天，也就不会有今天和明天。

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了，人们兴高采烈，希望尽快地把国家发展起来。正如《党史》二卷第二编所描写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已取得巨大进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全党上下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事业。”但究竟怎样来建设这个新社会，却几乎全无经验，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国内外环境的紧迫性又不容许中国人等到从容地弄清这些问题并积累起足够经验后再迈出大的步子。这就留下许多教训：由于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再由于前一阶段的顺利发展而骄傲和轻率起来，在大胆地往前闯的过程中犯过严重的错误，经历了严重的曲折，特别是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

《党史》二卷对这两次严重错误和曲折并没有回避。在第二编和第三编中，以大量篇幅详细地写出这两次严重错误的演进过程和造成的恶果。这些痛苦的事实是不应该被忘却的。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包括犯错误的实践中来。正确地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可以使人更聪明一些。本书没有把眼光停留在对一些现象的描述上，而是进一步分析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引导人们团结起来向前看，使读者能够从中领悟到今后如何防止重犯的办法、措施和制度。这是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也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对待历史问题的深刻论述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的精神。

从《党史》二卷中还可以看到：这两次错误和曲折，不管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最后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起来纠正，并且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由任何其他力量来纠正的。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同人民群众始终紧紧站在一

起的中国共产党蕴藏着何等生命力，具有何等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磊落胸怀和政治品格，能够毫无愧色地担当起中国各族人民领导者的光荣职责。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经历了许多痛苦后，依然坚决地相信这个党，愿意团结在这个党的领导下，继续万众一心地共同奋斗。因此，当读本书第四编时，看到在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两年徘徊中前进，终于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出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就觉得那已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十分自然了。

一部党史，就是用事实告诉读者：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党。这个问题在今天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目前，大多数在职党员干部和领导干部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许多人没有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艰苦斗争，没有直接参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取得的成就以及历史曲折缺乏亲身感受和直接体验。因此，需要组织和引导他们系统地学习党的历史，接受生动具体的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的出版，可以说恰当其时，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

真转真改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害

（张 江）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辽宁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关键是要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落实，紧紧抓住真转真改这个要害，全面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真转真改责任

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革。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一项重大突破就是彻底分开和分类指导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形成两手抓、两加强的文化发展格局，这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由“管脚下”向“管天下”、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必须坚持把深化改革与加快资源整合有机结合，实现文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推进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逐步到位；必须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规范经营性文化单位经济行为，努力提高服务水平。真转真改，就是把企业化、市场化作为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的基本方向，把政府职能真正由办文化转到管文化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实行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把不留壳、不借壳、不造新壳，不可逆、可核查作为基本原则，总体设计、统筹规划、整体实施、全面推进，努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这是近年来辽宁认真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在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我们紧紧抓住建设辽宁中部城市群文化体制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个契机整体推进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决策部署在辽宁的具体展开，是辽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二、攻坚克难，整合创新，全面落实文化发展目标

近年来，辽宁文化发展态势良好，文化体制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同时，文化领域受传统体制影响较深，文化发展意识不强，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等问题亟待破解。我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真转真改、攻坚克难，实现改革由完成规定动作向深入创新推进，由局部改革向整体协同推进。实施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全面整合资源。把群众文化作为全部文化工作的根基，大力发展群众文化，开创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新局面。

规范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坚持不留壳、不借壳、不造新壳，不可逆、可核查、真转真改原则，规范推进转企改制。目前，已完成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313家，其中21家经营性出版社和65家新华书店全部完成转企改制；67家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单位10月底前全部完成；53家改革难度较大的文艺院团也已完成20家，2010年年底前全部完成中央规定范围内包括市县文艺院团的各项改革。

实施跨区域跨行业整体改革。设立辽宁中部城市群文化体制综合改革试验区，积极支持营口发挥试点城市示范带动作用，统筹推进、整体实施，打破地区、行业、单位界限，推动各地区分散改革向跨区域整体改革深入，各部门自身改革向跨领域协同改革深入，各单位独立改革向跨行业综合改革深入，打造跨区域跨行业文化体制综合改革示范区。目前沈阳、营口、铁岭3市全部完成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其余5市2010年年底前全部完成。

实施省市两级报业资源整合，探索报业集团跨区域深度资源整合的有效模式。推动指导《辽宁日报》创新改版，进报亭、进家庭，大幅度提高省级党报市场影响力。搭建省级与中部城市群各市新闻资源共享平台，有效解决地方报纸新闻类资源不足问题。设立省级晚报地方版，减少晚报间同质竞争。改革省级党报发行体制，与邮政部门共同组建发行公司。目前，《辽宁日报》每日市场零售达两万份，《辽沈晚报》各市地方版发行量均有大幅提高。

完成广电媒体“三台合一”。辽宁人民广播电台、辽宁电视台、辽宁教育电视台三台合并，成立辽宁广播电视台。在实现机构建制、呼号和频率频道、服务管理、产业经营、规划投入“五统一”基础上，着力实现“化学反应”，组建广播电视新闻资源制播共享平台，完成“一次集合采编新闻、广播电视两个窗口播出”，提高新闻资源利用效率；组建文艺资源制播共享平台，开展广播与电视文艺节目双向介入，贯通融合广播与电视文艺内容，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经过半年多的运转，大大提升了主流视听媒体舆论引导能力，辽宁广播电视台管理成本降低20%。广告收入增长29%。实施全省网吧连锁经营，建立新型政府管理网吧有效模式。在全省8094家网吧中，整治关闭近700家，其余网吧99%由8家企业实行连锁经营，在全国率先实现省域网吧连锁经营。通过集中监控和统一管理，形成未成年人受益、家长放心满意、网吧业主得益、政府监管高效的“多赢”发展新格局。

探索建立报刊退出机制，实施新闻记者依法有序退出。初步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报刊自主经营，集内容、形式和队伍监管为一体的报刊退出机制。在试点退出12种报刊的基础上，又按要求退出5种报刊。同时，建立新闻记者岗位从业资格人员退出机制，2009年对8名违规记者实施调离采编岗位、注销记者证等行政处罚。

健全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提高文化行政管理效能。目前，全省14个市全部完成电台电视

台“两台合一”，统一归口党委部门管理；全部完成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机构合并，成立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全部成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出台《辽宁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纲要》。实施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培育做强辽宁七大国有文化企业、六大民营文化企业、八大文化产业基地，打造融温泉、冰雪、海洋等为一体的特色旅游品牌。目前，辽宁以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等为主的国有文化企业发展势头强劲，以本山传媒为代表的民营文化企业不断壮大，以沈阳棋盘山文化产业示范区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产业基地已初具规模，以沈阳、大连两家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为发展龙头的新兴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文化产业整体呈现出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推进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建设。运用“广电”模式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实现了广大农村群众足不出户收听收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节目。建成点播服务点6万多个，推广点播用户209万，提前3年完成覆盖全省所有行政村和自然村任务。提前两年实现20户以上的通电自然村“广播电视村村通”目标；完成“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目标；全省11762个行政村中，建成农家书屋6269个，其余村2010年年底全部建成；建成综合文化站338个，占全省乡镇总数的36%。

大力发展群众文化。省委、省政府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群众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大会，部署群众文化工作。省委提出要以服务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群众文化工作方式，把握新时期群众文化需求，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加强基层文化干部管理，充实群众文化力量，加快基层人才队伍建设，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创建百个县区特色群众文化基地，扶持百个基层文化示范广场，培育百个群众自办文化典型，评选百部群众原创优秀文艺作品，实施辅导培训“百千万”工程，组织百支文艺队伍下基层，推选百名“群文之星”，以牵动性、示范性项目为抓手，由点带面扎实推进群众文化建设。

三、总揽全局，乘势而上，坚定迈出文化强省步伐

前不久，省委、省政府下发《辽宁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纲要》，提出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这是辽宁全面振兴的标志性跨越。我们要以对党、对人民和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把定下的任务一项一项地落实好。

坚定目标。建设文化强省，就是要通过5年努力，到“十二五”期末，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群众文化发展壮大，优秀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繁荣，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辽宁跨入文化强省行列，走在全国文化建设的前列。我们要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辽宁实施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后的第四大战略，全面实施《辽宁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纲要》，到“十二五”期末，努力实现文化产业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份额不低于5%，年均增幅不低于20%的“两个不低于”目标，使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之一，综合竞争力居全国前列。到2013年承办第十二届全运会时，初步展示文化强省形象。

抓住龙头。以辽宁中部城市群文化体制综合改革为龙头，全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重点推进广电网络资源整合及“三网融合”，推进院团、非时政类报刊和新闻网站改革。以省直和沈阳市文化资源为主体，以推广营口改革经验带动各市改革，以推广辽宁日报、辽宁广播电视台改革经验带动文化各条战线改革，以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带动新型文化主体发育，以加快组建统一综合执法机构带动文化市场管理。依托沈阳、大连等市构建辽宁中部、

沿海沿江、辽西北三大文化产业发展区域，建设一批文化强市、强县（市、区），推出一批重大文化品牌。

突出重点。抓住文化大项目、大产业、大市场建设。加快迁建辽宁广播电视大厦、引进国家重点企业打造大型文化企业等重大项目的进度。全力发展出版印刷、报刊发行、广播影视、演艺娱乐、动漫游戏、文化旅游、工艺美术、文化会展、新媒体九大优势产业，打造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集群，把辽宁中部城市群建成本省最大的文化产业发展集聚区。全方位拓展、充分搞活辽宁文化市场，大幅度提高辽宁文化贸易总量。

着力惠民。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省级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档案馆、群众艺术馆等重大项目，统一规划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形成覆盖城乡、综合配套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提高文化信息共享、广播电视户户通、农村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水平。丰富群众主题文化活动，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乡土文化，引导生产创作群众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提高人民文化消费水平。

（作者：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教训

（苏双碧）

160年前即1851年的1月11日，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在广西转战了近一年半时间。1852年6月，杨秀清率军冲出蓑衣渡，进入湖南。入湘后的太平军，如蛟龙入海，立刻翻起巨浪。太平军所向披靡，连克永明、益阳、岳阳、武昌。从武昌出发进军金陵，太平军万船齐发，又有陆师夹江而行，号称50万大军。太平军自武昌经安徽、江西，直抵金陵，势如破竹，清军无力招架。虽然南京城高墙厚，也只用了十天时间就被攻破。太平军发展如此之快，战斗力如此之强，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一个坚强廉洁的领导班子。太平军的领袖们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良好的作风增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然而这样一个领导班子在进城之后就迅速蜕化，最终导致天京政权的败亡，这其中的原因与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深刻总结并引以为戒的。

过早建都丧失锐气。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3月29日，杨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决定建都于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建都问题，历来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太平军攻占武昌时，就存在着去向问题，北进河南则威胁清京，东下金陵则有可能形成割据局面。如今太平军已顺利攻占南京，同样又存在着去向问题。如果以南京为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兵，把战略重点放在推翻清王朝上，这样的话，太平军就应集中精锐部队及最有权威的将领进入河南、河北、山东，兵锋直指清廷，这当是太平军攻占南京的战略抉择之一。如果过早在南京建都，太平军必然以保卫天京的安全为目的来部署一切兵力，革命的进攻阶段就会停顿下来，锐气就会减退。因此，在南京建都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这却是出自洪秀全、杨秀清的意愿。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便有“取金陵为本”之议。杨秀清认为只要占领了南京，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领黄河以南。洪秀全则多次称南京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可见，在建都问题上，洪、杨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73页）占领南京当然

不是决定性的胜利。洪秀全、杨秀清们理应略作休整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率主力部队越过长江，乘清军已如惊弓之鸟之际，向江北推进。时值三月，天气转暖，士兵生活容易适应，加上皖北、山东饥民甚多，太平军一到，饥民相率加入太平军，形势当会有重大发展。建都天京之所以是失策的，是因清政府还未推翻，革命的历程正急速地向前发展之时，突然停止了脚步，这就给清廷留下极大的喘息机会。清军在惊魂稍定之后重整旗鼓，很快在南京城外扎下了江南大营，使太平军的作战部署不得不以护卫天京安全作为主要任务。太平军战略上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由于贪图安逸而逐渐丧失了革命锐志。

农民阶级有先天局限。太平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军中都有突出表现。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

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再高明的农民领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国家的轨道行事。洪秀全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连一个合适的名称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并相应地制订《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尊卑和特权。洪秀全还在《天父诗》中公开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事业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

神权左右皇权导致核心矛盾。历代农民起义常有披着宗教外衣，即以神的意志和形式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朱元璋信奉白莲教等等。但当这些宗教组织演化成农民起义，特别是建立了农民政权，或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之后，一般都放弃宗教组织，专心进行夺取政权或发展革命势力的斗争，如朱元璋称帝之后，立即取缔白莲教，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则在建都南京之后，仍然依赖拜上帝教，教权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洪秀全既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又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作为教主，他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却失去替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利。金田起义前，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杨秀清代天父下凡，援救了革命，洪秀全只好加以承认。杨秀清作为天父的代言人，可以随时制约洪秀全。洪秀全作为天王，却没有实际权力。这就使杨秀清的权力过大，造成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局面。其实，洪秀全并不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假若在金田起义或永安封王时就取消拜上帝教，一切按新建立的组织行使职能，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就自然消失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权力就能集中。由于王权和神权并行，神权实际上又高于王权，而神权又落在大臣杨秀清手中，这就必然造成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而这两人的矛盾又必然要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

天京事变后，由于原先的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又在事变中被韦昌辉所杀。所谓天父、天兄人格化本来就是个骗局，杨秀清被杀更是骗局的暴露，太平

天国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648页）洪秀全向教徒灌输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今天父代言人被人家袭杀时并没有显示出这些权能，人们自然不会和先前一样，虔诚地去信所谓的皇上帝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导致分散主义滋生，使太平天国一步一步走向低谷，难有回天之力。

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尽管洪秀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以强凌弱、尔虞我诈的公平世界，鼓吹凡天下男人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思想，但他这些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捡来的货色，在洪秀全思想中没有深化，也没有消化。洪秀全很难把这些平等思想付诸实践，只能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即《太平礼制》所规定的等级来规定自己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和特权。

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尽其奢华营造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东王府也是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大造王府，广选后妃，洪秀全的后妃竟达88人之多。洪秀全、杨秀清住进王宫，作为农民领袖本是司空见惯的通病。问题是天王府不是当作指挥革命战争的中心，而是行使特权的神圣无比的宫殿。朝天门外大书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中云。”而在木牌楼上则书有“天子万年”、“太平一统”。一个“止行”诏，洪秀全就把自己和众位大臣隔开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昔日的兄弟今日的丞相们，临朝时，也只好站在朝门外列队，对洪秀全不能仰视，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洪秀全俨然已成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皇帝。

杨秀清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农民起义领袖，不论是指挥战争，还是组织政府，他都有许多建树，为太平天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建都南京后，杨秀清的封建特权恶性膨胀。一到南京，他就建起了高大的王府，三年多的时间，从不出南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则为统治一切的全权主宰。所有军国大事仅与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计议，严重脱离群众，加之作风极度张扬，每次出门都盛陈仪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下凡”来惩罚洪秀全，最后更是发展到“逼封万岁”。为了显示特权，杨秀清还设立各种酷刑，如鞭打、枷杖、斩首、五马分尸等，连韦昌辉、秦日纲、黄玉昆等一些高级将领都被他杖责过。杨秀清的骄横，造成他和诸多朝臣的积怨，也导致洪秀全的不满，终于酿成了一场灾难——天京事变：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和太平军精兵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滥杀。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洪秀全却对石达开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王，以牵制“翼王”，并有“阴图戕害之意”。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率20万精兵远离天京。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虽经陈玉成、李秀成等后期太平天国名将的努力，军事上稍有起色，但终究缺乏回天之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失败。

当然，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起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等。需要明确的是，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它对近代中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它最早实践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义和团、辛亥革命等构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几个高

潮。另外，它主张对外开放、发展本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式农民战争的局限，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 （作者：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

一部重要的党史著作—— 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逄先知）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共29年。这是一段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复杂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离我们很近，同今天有着直接的关联，深入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意义重大。

学习这段历史，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是怎样从一个四分五裂、极端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空前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采取了哪些重大步骤；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取得了哪些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又遭受了哪些严重挫折和失败的教训；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犯错误、遭受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在复杂多变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怎样审时度势，从容应对，而始终立于主动地位；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进行了怎样坚定而有理有力的斗争；在严重困难面前，以怎样的姿态和精神面貌去战胜和克服困难；我们党是怎样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任何其他政治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党的领袖们是怎样殚精竭虑、苦苦思索，通过调查研究去寻找建设社会主义规律；他们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勇气和采取的科学的工作方法是何等地令人钦佩，等等。了解了这29年的历史，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怎样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不是对29年的否定，它恰恰是在29年所奠定的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承其正确的，改正其错误的，与时俱进地增添了许多全新的东西。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这29年党史的真实纪录，对上述一系列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和阐述。它的出版，不仅是党史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党的整个思想理论宣传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这部党史优点很多，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同时又要求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二者必须统一。对于党史，站在不同的立场，就必然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因此，我们写党史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这就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即党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就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党史》第二卷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历史真实，紧紧把握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等等，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对于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加以充分肯定。对于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如实反映，既不回避，又不渲染，以严肃的态度和语言来表述，写得恰如其分。对于党犯的错误，不是简单化地笼统地加以批评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比如，对“大跃进”，《党史》二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实际工

作中背离了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便从主观愿望出发，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方针、政策，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和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书中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巨大损失作了详细叙述，同时也讲到另一面的情况：“广大干部群众以空前的热情和干劲，战天斗地，昼夜苦干，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还有那些修建得合乎需要的农田水利工程，那些新增加的后来形成了生产能力的工业设施，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在全国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办起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当时没有能够巩固，但终究为这些地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这部党史在讲党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完全是为了总结经验，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以增长才干，使我们更好地前进，而不是为了别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我们党就是在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中逐渐成熟起来的。

这部党史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于重大的历史事实，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判断，而不是离开历史条件的变化，用今天的政策去衡量和评价，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比如对统购统销政策的评价就是这样，书中说：“历史地看，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项政策不仅稳定了市场，在不高的水准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吃、穿问题，而且基本满足了初期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的需要。”“实施这一政策20多年的实践说明，它对供给和支持经济建设，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安定，维持物价和社会秩序稳定，每逢灾年调集粮食赈灾度荒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也应看到，统购统销制度在客观上割断了农民历来同市场的联系，限制了商品生产的发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对于党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部党史也写得比较公道，不因为犯过错误而抹煞其贡献，也不因为有过功劳而掩饰其错误。

第二，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即所谓史论结合。这部党史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而是夹叙夹议，在叙述历史过程中都有所分析和评论。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分析意见说得比较中肯、深入而恰当。当你读了一段事实的叙述之后，感到需要评论的时候，一段精彩的评论果然就出现了，使读者产生一种满足感，提高到理性的认识。书中引用了许多材料和数字，都是为了说明问题的。不是材料的堆砌，也不是平铺直叙，材料和观点融合得比较自然。对于重大历史问题，不仅说明事实是什么，并进而说明事实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什么发生的。比如，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部党史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它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用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经济客观发展的趋势，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不是人为制造的。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来说，当时情况是，就总体而言，国有企业优胜于公私合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又优胜于私营企业。正如书中所说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随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虽然也出现过一部分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但从总的方面看，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不但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粮食产量逐年都有所增长，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逐年都有所发展。原有私营企业在接受改造过程中，生产增长和效益提高也比较显著。”同时，

书中又指出了“三大改造”的不足之处以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第三，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这是历史书，主要写历史发展过程，但不能写成编年体。这段历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防、统战、外交、党建等等，头绪纷繁，非常复杂，而又互相联系。因此，全书的编、章、节的划分和编排需要有精心而周密的设计。我认为这部党史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整体结构是合理的，条理分明，思路清晰，逻辑性比较强，前后连贯而不重复，可以一口气读下来。关于结构，有两点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一是关于前七年要不要分为两编的问题，即所谓“前三后四”。我赞成现在这个本子的划法，把前七年作为一编。前七年中也有阶段性，即前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和后四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和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其实，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社会主义因素也在不断地增长，正如书中所说：“实践表明，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在某些方面（不是在一切方面）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工作。”“前三后四”这两个阶段，同前七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不是一个层次的历史阶段，不宜分成两段同它们并列，而应以前七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或叫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周恩来都多次说过，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二是关于第四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放在第二卷好还是将来放到第三卷好的问题。这两个方案都各有其道理。中央党史研究室经过反复研究并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后，决定放在第二卷。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如果第二卷以第三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作为本卷的结束，读完全书会使人感到压抑、茫然，中国将向何处去呢？得不到答案。以第四编作为本卷的结束，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况：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有了前进的正确方向，人们看到了重新振兴的希望，令人鼓舞。

第四，文风比较好。文字平实、精炼而顺畅，遣词造句比较考究。用概括而准确的语言讲述历史，翔实而不烦琐，用尽可能小的篇幅表达了最大容量的内容，又有典型事例和代表人物的形象描述。特别是一些点睛之笔、提神之笔，读后令人感奋。书中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历史风采就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帝国主义越是封锁，国民经济越是困难，人民却越是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坚信，党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文似看山不喜平”，这部党史读起来很吸引人，不觉得枯燥。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权威党史基本著作。它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论断为指导，吸收了多年来党史研究的积极成果，以翔实的材料，大大丰富和充实了《历史决议》的内容。这部党史的出版，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了解这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确认识过去，有助于正确把握未来。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读了它，可以有新的认识，受到新的启迪，温故而知新。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读了它，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从前人的艰辛探索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汲取经验和教训。

多年来，境内外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关于这段历史的专著和文章。大部分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符合或者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对于人们有教育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专著和文章，否定和丑化党的历史，否定和丑化党的领袖人物，刻意渲染和夸大党的缺点和错

误，把党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他们使用造谣诽谤、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颠倒是非等种种手段，欺骗那些善良的不了解情况的人们，在群众中间散布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感，以达到他们别有用心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出版，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起到澄清事实、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的作用。这是广大党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所热切企盼的。

近些年来，人们在议论这样一个问题：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形势下，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解体了，而中国共产党尽管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却是永葆青春活力，越来越壮大，坚强有力地领导着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向着自己的目标阔步前进，这是为什么？我想，只要了解和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特别是读一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会得到答案的。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都有这方面的重要论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任务。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倍加珍惜党的历史，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重要的政治教材。对于全党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学习这部著作是非常有益的和必要的。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

党的领导是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

（李景田）

历史和现实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指出，党的领导是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离不开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建议》着重提出了党的建设四个方面的任务和要求。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是党执政后的根本性建设。《建议》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一）坚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主线

一些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特别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人亡政息的惨痛教训表明：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一个政党的先进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因此，党中央反复提醒全党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党的建设，并明确要求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主线。

为群众办的实事究竟有多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究竟在哪里，从而真正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生活上关心群众。要借鉴“大接访”、“大走访”、“大下访”等成功经验和做法，通过开门评警、回访信访当事人等形式，主动倾听群众呼声，及时了解群众疾苦，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把执法过程变成服务群众的过程，既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又理顺群众情绪，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把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落到实处。要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裁判不公和诉讼难、执行难问题，认真开展自查自纠，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坚持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不断探索完善新形势下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新途径、新办法、新机制，把政法工作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

三、以创先争优促进政法机关党的建设

全国政法干警中，共产党员占70%以上。党的建设搞好了，政法队伍建设就有了根本保证。各级党委政法委和政法各单位要根据中央要求，抓好政法各单位创先争优活动，带动和促进全国政法机关党的建设。2011年“七一”前后，中央政法委将在全国政法系统集中表彰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10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000名优秀党员干警。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高统筹谋划政法工作、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协助党委把党对政法工作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落到实处，坚决把好政法工作的政治方向；要坚持依法律、按程序办事，支持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要加强对政法各单位的统筹协调，确保政法各单位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强政法队伍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努力造就一支过硬的政法队伍。各级政法机关要建好建强各执法司法机关和基层政法单位的党组织，建好建强律师事务所、公证处、法律援助中心等法律服务机构的党组织，实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坚持按制度开展经常性活动，创新活动内容方式，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政法机关要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工作，切实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好党员干警的先锋模范作用。广大党员干警要带头扎根基层一线、做群众的贴心人，带头勤学苦练、勇担急难险重的任务，带头公正廉洁执法、坚决抵制不正之风，做到哪里有困难有危险、哪里群众最需要，哪里就有党员干警。

四、把从严治警的各项纪律要求坚决落实到位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法委和政法各单位出台了一系列从严治警的规定，有的称“铁规”、“禁令”。比如，对法官，有“五个严禁”；对检察官，有“禁酒令”、领导干部“十个严禁”；对民警，有“五条禁令”、领导干部“五个严禁”；对律师，有“年度考核规则”、“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等，取得了良好成效。下一步，要在加强思想教育和严格管理的同时，以铁的决心维护纪律的严肃性、权威性，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违法问题，确保纪律得到有效执行。今后，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律师吃请、娱乐、财物的，一律停止执行职务；利用职权插手案件办理影响公正执法、滥用职权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律调离执法岗位；徇私枉法、贪赃枉法的，一律清除出政法队伍；构成犯罪的，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政法各单位要建立公开透明的群众评议机制，严肃认真处理每一起群众举报。各级党委和政府、政法机关在坚持从严治警的同时，要进一步关心爱护政法干警，落实从优待警政策，帮助他们解决好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舒解他们的身心压力，保护好政法干警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当前，政法宣传舆论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同时面临的形势依然比较复杂。现在不少网络热点事件与一些司法个案有关。对此，各级政法机关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切实做到公正廉洁文明规范执法，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同时，要高度重视、切实改进新形势下的政法宣传舆论工作，充分运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和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的宣传力度，加大对政法工作发展进步的宣传力度，加大对政法队伍付出的辛劳、作出的贡献的宣传力度，进一步赢得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进一步树立政法机关的良好形象，为政法机关更好地履行法定职责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政法干警处在维护国家安全、惩治违法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线，承担着艰巨任务，承受着巨大压力，时刻面临着流血牺牲。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政法队伍，大力支持政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高度重视政法各单位领导班子建设，选优配强政法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班子成员，为政法事业发展进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本文节选自周永康同志2010年12月19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努力推出更多的文学精品力作

（李 冰）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二五”期间的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文学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对文学事业的重视关心及制定的方针政策，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根本保证。今天，文学界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就是要联系文学创作实际，增强改革创新意识，认真研究催生文学精品的体制机制，推出更多精品力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优秀文学作品传承社会文明，记载社会变迁，推动社会进步。古今中外，有不少传世的文学经典成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标记。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也必定孕育着伟大的作品。推出更多文学精品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我国文学事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文学创作非常活跃。长篇小说的成就对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具有代表性。数字显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我国共出版长篇小说370多部；而2004年至2007年每年出版800多部；2008年出版1200多部；2009年则出版3000多部，其中还不包括数量更为庞大的网络长篇小说。这充分证明了广大作家高涨的创作热情和不倦的辛勤劳动。在数量成倍增长的文学作品中不乏精品，很多优秀文学作品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广泛赞许，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但是，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广受欢迎的精品还比较少，力透纸背的经典之作更是缺乏，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不相称，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不相称。我们应该努力加强对文学创作生产的引导，真正从群众需要出发，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成果，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的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

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文学精品的涌现，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正确的文学追求。我们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创造一个有利于文学发展的生态环境，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

正确的价值导向，形成尊重作家、尊重文学规律的舆论氛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形态多样，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要引导作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多元、多样、多变中立主导。牢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社会责任，用文学精品引领人们的精神世界，让人们从作品中受到鼓舞，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胸怀、审美能力、审美趣味。通过优秀文学作品凝聚人心、激励斗志、陶冶情操，发挥文学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惟一源泉，也是推出文学精品的必由之路。我们积极倡导作家深入生活，准确认识社会的发展进步，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增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加对生活的感悟和积累。近年来，中国作协积极倡导作家紧跟时代步伐，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组织作家“走进红色岁月”、“走进军营”、“走进企业”、“走进灾区”，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中国作家赴玉树地震灾区采访团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表彰。实践证明，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表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表现中国人民的美好感情，是当代作家的使命和责任。当今中国发生着深刻、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中有主流也有支流，有成就也有缺欠，人们的思想观念复杂多样，必须透过现象认清本质。写出伟大作品的作家，应该是那个时代深刻的思想家，对他所表述的社会生活有深刻、独到的见解。一些文学作品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浮躁心态的驱使，静不下心来到生活中汲取营养，而是满足于肤浅的“个人体验”，缺少扎扎实实的生活积淀，缺少深刻的理性观照。这种状况不改变，要想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文学精品是困难的。我们必须大力倡导像赵树理、柳青等老一辈作家那样，真正地、长期地扎到生活中去，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挖掘素材，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灵感，从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中提炼主题，通过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和丰富的想象力，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

文学人才是文学生产力，也是发展我国文学事业、创作文学精品的第一资源。文学创作是个人创造性劳动。杰出文学人才的多寡，直接关系到文学发展的高度。培养造就与我国文学事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数量充足、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高素质文学人才，是涌现文学精品的基础条件。我们必须造就更多的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大家。中国作协将继续下大功夫培养文学人才，把培养中坚力量和扶持基础人才结合起来，造就一支既有领军人物又有广泛基础的文学人才队伍。中国作协积极参与国家文学人才培养工程，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和文化名家工程中，加大对文学领域各类人才的选拔推荐力度，使一批批文学人才脱颖而出。我们将继续组织好中青年作家培训工作，扩大培训数量，创新培训模式，提高培训质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对许多具有创作成绩和创作潜力的作家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整合全国文学培训资源，发挥规模效益，及时吸纳网络作家、网络文学编辑参与到培训计划中来，增强培训的广泛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培养文学人才的过程中，我们热情关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步，为少数民族地区作家提供更好的学习、培训机会，在创作、翻译和民族文学的整理、研究方面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培养人才和推出精品必须紧密结合起来，我们愿意为文学人才的成长，为作家创作精品铺路搭桥。

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是“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是发现、推荐、宣传文学精品的重要途径。我们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研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文学创作，也要倡导正确的文学批评导向，采取有效措施，改进文学批评，增强文学批评的权威性和公

信力。通过文学评论深入论述、分析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加大向社会和读者推介优秀作品的力度，使更多的人喜爱文学，阅读优秀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文艺观，反对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勇于表达应合时代发展要求，符合文学规律，能够正确引导读者审美趣味的见解。对文学思潮和现象，我们应该展开广泛深入、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的讨论。同时，大力改进文风，倡导学理扎实、见解独特，读者看得懂、喜欢读的评论文章。还要广泛开展理论争鸣和作品讨论，力避人情批评、空洞批评，反对无原则的捧杀、棒杀，真正发挥文学评论的作用。我们还要广泛团结专业团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业理论评论人才，形成一支有水平、有权威的文学评论队伍。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进一步完善文学评奖机制，增强文学评奖的透明度。要进一步扩大群众参与，把专家评价和群众评价结合好，引导专家评价正确地反映民意。归根结底，人民群众是文学产品的最终评判者，只有把群众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接受不接受、认可不认可作为评价作品的最终标准，才能扩大优秀作品的社会认可和社会影响。

文学报刊社网站是展示和传播文学精品的园地，要加强文学园地建设。现代高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对文学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著。我们要改变传统生产传播方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式，运用数字、网络等先进科技，丰富文学表现形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形成新的文学创造力和竞争力，就必须重视研究当前人们阅读和审美的新需求、新方式，研究新媒体、新业态，既重视创作文学母本，又重视文学向影视和电子游戏、动漫的转换。我们正有意识选择一批优秀的文学母本进行转换，实现全媒体出版，全方位覆盖，努力形成文学、数字、影像、网络为一体的文学传播格局。同时，我们积极探索文学作品中介组织和作家经纪人制度，在实践中逐步研究文学作品走向市场、实现消费的多种途径，探索文学作品策划、签约、转让、拍卖、直销等多种形式，努力使文学报刊社网站形成独具特色、富有品位、充满活力、影响广泛的文学方阵。

中国文学精品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努力把中国文学精品推向世界是我们的重要任务。目前，我们正探索建立中外文学交流合作的体制机制，大力推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和当代作家“走出去”，提升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扩大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除继续办好中外文学论坛外，我们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条件，争取举办多国别或世界性文学论坛。同时，加强与媒体的联系与合作，加大翻译和推介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和优秀作家的力度。继续实施“中国百部当代文学精品译介工程”，有计划地参加“中国文化年”和国际书展、图书博览会，参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向国外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和汉学家推介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通过中国文学作品对外译介，我们将培养一批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建立起文学对外交流的人才库，造就一支善于跨文化交流的人才队伍。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加强中央企业领军人才队伍建设

（樊友山）

领军人才是人才资源中十分宝贵的稀缺资源。一个杰出的领军人才，往往能够突破一项重大技术，带动一个学科，催生一个产业。中央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加强中央企业领军人才队伍建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保证，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和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的根本要求。从中央企业的实践来看，加强领军人才队伍建设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畅通职业发展通道。作为高层次人才中的核心人才，领军人才比其他层次的人才更为重视才能价值的实现。有证据表明，目前中央企业领军人才特别是技术、技能领域中的领军人才，其才能价值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缺乏通畅的职业发展通道。专业技术职称因为评聘面广、缺乏具体的职责要求，项目职务因为项目的临时性和缺乏严格层级，技术管理职务因为其本身属于管理岗位，都不是技术与技能领军人才合适的职业发展通道。虽然也有不少企业为领军人才设置了专门岗位，但这些岗位被行政领导“挤占”的现象时有发生。畅通领军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关键要把握以下两点：一要设计好领军人才职业发展岗位序列。特别是对于技术、技能领域的领军人才，一定要为他们设计专有的岗位序列，防止被管理人员挤占。岗位设计要充分体现企业发展的目标导向和战略需求，并且符合领军人才的特点和成长规律。二要给予领军人才相应的事业平台。事业平台是领军人才职业发展的基本保证，是领军人才创新创业的重要载体。要通过明确领军人才的事业内涵、事业权限和事业资源，保证他们在工作中“有事、有职、有权”，从而充分调动领军人才的积极性，确保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有效发挥。

创新使用体制机制。人才发展，以用为本。只有科学使用，才能充分发挥领军人才的作用。自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开展以来，各中央企业纷纷出台政策措施，引进了一批创新型人才。但从实际情况看，一些企业并没有充分发挥引进人才的作用。特别是一些懂技术、善经营的创业型领军人才，由于机制僵化、管控过死等原因，很难施展其创业才华。要充分发挥领军人才作用，根本之策是创新领军人才使用的体制机制，为领军人才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是树立正确的领军人才使用观。领军人才一方面潜力巨大，另一方面其创新创业又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许多重大创新都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明显效果。因此，各企业应摒弃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投入产出比的观念，从长远考量领军人才的价值，给予其充分的自主权，从“管人才”向“服务人才”转变，强化服务力度，弱化“管”的束缚。二是健全领军人才管理体制机制。领军人才的事业在一线，工作在基层。要使他们既能在一线创新创业，又能在行业和集团层面发挥引领作用，就应加强对领军人才所从事行业的顶层规划，加强对领军人才的集团化管理，为领军人才创造优越的工作条件。对于那些创新潜质巨大但又特立独行的领军人才，甚至可以研究建立符合其个性特点的特殊管理机制，建立弹性工作制度，配备专门的实验室或研究中心。三是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创业型领军人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企业自身往往难以持续提供大额创新支持资金。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中风险投资、创业板等平台为领军人才筹措资金，是一条理想路径。四是给予相应的经济待遇。经济待遇是领军人才努力和贡献应得的回报，是其才能价值的直接体现。应改变单一的即期薪酬结构，采用股权分配、按技术成果转产后收入提成等方式。

建立荣誉表彰体系。企业留住领军人才更多地应采用精神激励的方式。荣誉表彰是精神激励的重要载体，但近年来荣誉表彰对领军人才所产生的激励效果似乎越来越弱，这主要是因为荣誉表彰不规范，过多、过乱、过松。比如对同一领域领军人才表彰过多，使得荣誉的价值缩水；同一荣誉往往授予不同群体，使得公众搞不清颁发该荣誉的真正目的；一些人被表彰仅仅是由于其先前获得过其他表彰，形成表彰的“马太效应”等。因此，应着力加强领军人才荣誉表彰体系化建设，提升荣誉表彰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一是应加强荣誉称号管理，根据实际需要设立荣誉称号，限制荣誉授予主体数量，使荣誉称号“少而精”，提升荣誉表彰的社会认可度。二是建立第三方评价制度，将荣誉授予真正有贡献的人，切实提升荣誉获得者的荣誉感、成就感和自豪感。三是建立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充分利用学术机构、社会公益团体和舆论监督的力量，对荣誉表彰结果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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