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文昌诞节

清代的文昌诞节

——兼论明代文昌信仰的发展

常建华

1986年我参加大连“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向会议提交了《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①一文，在搜集清代地方志风俗志岁时节日资料时，注意到清人以二月初三为文昌帝君诞辰的日子，士人有文昌会的活动，该日已成为清代的一个节日。1998年我以明代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为基本资料，写了《明代岁时节日生活》②一文，当时特别注意文昌诞节的资料。但是，在从三百余部明代地方志搜集的约130种地方志岁时节日资料里，结果只发现一条记载，即崇祯《嘉兴县志》卷一五《里俗·岁时所尚》：二月“三日，为梓潼帝君诞，士子家设牲醴

③

祀之。”因此，我断定文昌诞作为节日流行于社会上，是在清代发生的④。研究清代的文昌诞节也就有了特别意义。1986年的那篇文章，引用资料数量有限，而且基本上是清前期的，文昌诞节的介绍非常简略。兹欲对清代的文昌诞节进行专门探讨，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⑤，该书按地区分为六卷，计十大册，岁时节日资料丰富。

一、 文昌神信仰的演变与清朝的倡导

关于文昌神信仰的由来与演变，宗力、刘群在《中国民间诸神》⑥一书中纂辑大量基本资料并加按语，作了精辟的概括。日本学者森田憲司《文昌帝君の成立》⑦一文诚如该文副题所示，揭示了文昌帝君从地方神向科举神演变的历史，详于宋元时代以前。参考他们的研究，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明清以前文昌神信仰的简况。

文昌神的由来，《史记·天官书》的记载较为古老。该书指出：“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刘宋裴骃集解引晋灼语，说斗魁似匡，故曰戴匡。唐司马贞索隐引文耀鉤语：“文昌宫为天府”。《孝经援神契》语：“‘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辅拂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又引《春秋元命包》：“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司命主老幼，司灾主灾咎也。”⑧根据以上记载，可知文昌神信仰基于古人天体自然崇拜以及对宇宙秩序的思考，古人将北斗七星中勺的部分也比喻为筐，这是从形状上观察，更重要的是把斗魁戴匡六星与人间社会秩序相联系，赋予主宰人间的功能。因此比照人间的政府，视其为天府，系天之精灵所聚，传播天的法度，命名为文昌宫，六星各司其职。文昌六星是一种广义的解释，汉以后流行的文昌则是狭义看法。《周礼·春官》叙大宗伯之职说：“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郑玄注云：“郑司农（众）云：‘司中，三能，三阶也。司命，文昌宫星。风师，箕也。雨师毕也’。玄谓??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⑨。可知郑众以司命为文昌星，而郑玄认为司中、司命是文昌宫的第五、第四星。《风俗通义·祀典·司命》也把司命作为文昌神， ①②

载《南开史学》1990年第2期。

载冯尔康、常建华编《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年版。 ③

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第634页。 ④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社会》说：“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观建会。”（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67页）《西湖老人繁盛录》也有类似记载（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可知南宋已把二月初三作为梓潼神诞日，但是只有川蜀士大夫在道观举行祭祀活动，并不普及。 ⑤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995年陆续出版。 ⑥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⑦

载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都市と文化》同朋舍1984年版。又，该文系请台湾中研院社科所梁其姿教授复印，谨在此向她表示谢意。 ⑧

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册第1293-1294页。 ⑨

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7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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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说“今民间独祀司命耳”①，看来其信仰已在民间相当普及。据北宋真宗年间张君房所编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可知道教以文昌星神为司命之神。

不过，也是道教在宋元间把四川梓潼神附会为文昌帝君。梓潼神在东晋以前是恶子信仰，常璩《华阳国志》卷二记载：“梓潼县，郡治。??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民岁上雷杵十枚，岁尽不复见，云雷取去。”②恶子神可能源于古老的雷神信仰③。综合宋代的文献记载，可知梓潼当地又传说恶子姓张，系蛇精④。张恶子仕晋战死而庙存，曾迎唐明皇于蜀，追命左丞相。助僖宗封济顺王，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因助官军被追封英显王⑤。据森田憲司考察，可知南宋绍兴年间，又不断加封“武烈”、“忠佑”、“广济”的封号，成为“英显武烈忠佑广济王”八字封号。嘉定六年（1213）改封“英显武烈文昭忠济王”。梓潼神的父母和妻子从北宋徽宗时起受到各种追封和加封。梓潼神的影响在宋代扩大，传至川外。而且除地方守护神的性质外，还具有预知科举仕进的功能。元代道士遂假托梓潼降笔为自传《清河内传》，称周初降生于黄帝后裔，以后历代显化，玉帝命其掌生死爵禄。梓潼神与文昌神功能合一。该书收入明版《道藏·洞真部谱录类》成为道教经典，影响更为深远。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加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人遂以文昌帝君称梓潼神⑥。元朝末年贡师泰说：“梓潼神，祠在蜀郡梓潼县，累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今郡县所在亦多祀之。”⑦可知文文昌帝君已被相当多的地方官员祭祀。 笔者尚未见到对明代文昌信仰的专门论述，兹根据台北所编《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检索《四库全书》明人文集中记载文昌阁（祠、庙、塔）之文，以及笔者翻检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明人文集收集的此类记文，结合其它资料，做一初步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文昌神信仰在社会上进一步普及。值得注意的问题有几点：一是国家对梓潼神信仰的抑制。孝宗弘治元年（1488）明朝整顿祀典，着眼点是清理佛道信仰，以正人心。礼部尚书周洪谟等建言：“梓潼帝君者，记云：‘神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没，人立为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显灵于蜀，庙食其地为宜。文昌六星与之无涉，宜敕罢免。其祠在天下学校者，俱令拆毁。”⑧结果如议行之。可知明初学校沿袭元代旧有礼俗，英宗时新修京师梓潼帝君庙并遣遣官致祭。孝宗时代强调梓潼地方神的原有品格，将之与文昌六星信仰分开，取消国家的祭祀和学校的祠祀。至于民间的梓潼神信仰，如湖广沔阳人陈某在墓祠附近设置一组建筑物，东有真武观、观音阁，西有祭祀“梓潼神张仙”之所，题额“崇文”⑨。仍然有视梓潼神为“文事”之神的情形。

二是文昌神信仰借助明朝崇奉北极真武而传播。玄武七宿被后人奉为真君，宋真宗避讳，改为“真武”。靖康初年，加号“佑圣助顺灵应真君”。道家附会说：真武为净乐王太子，修炼武当山，功成飞升。奉上帝命镇北方。被发跣足，建皂纛玄旗。元代方志承袭此说：“真武。隋开皇元年三月三日诞生，而神灵居武当山，四十二年飞升。今有飞升台，即其地。⑩” ①②

东汉· 应劭撰、吴树平校释《风俗通议校释》卷八，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2页。 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二《汉中志·梓潼郡》，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45页。 ③

刘琳认为“梓潼七曲山神庙最初为雷神庙”，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二《汉中志·梓潼郡》，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47页。 ④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五八引宋人孙光庭《北梦琐言》“梓潼”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6册第381页。 ⑤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七《灵宇庙貌部·英显王》，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5页。 ⑥

清·李调元《新搜神记·神考·梓潼帝君封号》，转自宗力、刘群编《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⑦

贡师泰《玩斋集》卷七《文昌祠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5册第619页。 ⑧

张廷玉《明史》卷五十《礼志·诸神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册第1308页。 ⑨

王世懋《王奉常集》卷一三《沔阳陈氏达生庵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33册第347页。 ⑩

《大元大一统志残本一·均州·仙释》，辽海丛书本，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5册第3535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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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平定天下，以真武阴佑为多，曾经于南京建庙崇祀。规定每年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官致祭。朱棣靖难成功，为感谢真武神助，又于京城并武当山重建庙宇。明朝称真武神为“北极佑圣真君”，“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宪宗

①

尝范金为像。”世宗曾以文昌像赐礼臣。明朝以湖北“大岳（武当山）专祠北极，百神附焉”。焉”。对于文昌神，明人汪道昆（1525-1593，嘉靖廿六年进士）认为“祠家则以其降神于蜀，率象神而祠之；尊北极者主玄君，尸祝之意钧也。”前者是指梓潼神，后者则是以北极真武作为统领文昌之神。因此，穆宗时在士大夫的主张下，“依北极祠文昌”，在武当山“得隙地于三公峰之阳”而建堂。堂成汪道昆写有祠记，认为：“文昌用事，则文武爵禄之司，其命曰文，右文事也。”②汪道昆还为安徽休宁白岳齐云山的文昌祠写有祠记，记文开篇就谈到了了北极真君与文昌的关系：“玄君北帝也，我国家建都北极，奥主玄君，盛德始于北而济于南，二畤俱在。于楚则畤玄岳，文皇帝治之；于越则畤白岳，肃皇帝治之。一以巨丽，一以神奇。絜其广狭不同亦晋之于鲁也，所出同也。夫天象悬衡于北斗戴匡，而居斗口者曰文昌。二畤故未有特祠，殆非类于上帝之义也。”③可见文昌是由于位居北斗斗口而被特祠的。文皇皇帝朱棣重视大岳武当山，而肃皇帝重视白岳齐云山。汪道昆继倡议建大岳文昌祠后，又倡议了建白岳文昌祠。

三是文昌信仰善书的开始普及。明代文昌信仰与倡导暗中行善施德与人以至福的阴骘思想结合，在明中叶出现了不少此类善书，现存最早的阴骘文是十五世纪中叶松江人颜廷表编（景泰五年进士）的《阴骘文注案》④。阴骘文即《文昌帝君阴骘文》，又称《丹桂籍》，丹桂喻科举及第，因文昌神主功名禄位故名。《文昌帝君阴骘文》以文昌帝君扶鸾降笔写成，全文五百多字，开宗明义：“帝君曰：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赐汝以福。”以下是训人具体的行善行为，最后强调“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云集，岂不从阴骘中得来者哉。”⑤《文昌化书》在当时也颇为流行，李维桢（1547-1626，隆庆二年进士）曾作《文昌化书叙》谈及该书的刊行情况：“文昌祠，事梓潼帝君所在，而有余三为祠记。吴之新都，越之虎林，晋之上艾，皆神离宫，而蜀梓潼最著。往官蜀以未至其境为憾。侍御张希尹尊人奉神有灵验，希尹令巫山，屡获神助，乃取《文昌化书》行之虎林，其自序与友人黄贞父序详矣。歙潘丞梓潼人也，复行之，而友人潘景升属余叙。”⑥可知张希希尹在杭州、歙县丞潘某在徽州都分别刊行《文昌化书》。李维桢在叙中的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士大夫对文昌神的看法，他说：“有天则有文昌，即降为人，不应至唐始见，岂前此主文昌者固有神，神晚出而代之耶？抑文昌六星各有司存神第司禄耶？抑科目之制起自近代，天事恒象因人世为转移建置耶？”他也注意到文昌信仰与科举制度的关系。李氏还说：“然观其书，大指以变化行教化，而莫重于三纲五常。感必通，施必报，惠迪必吉，从逆必凶，读之使人憬然省悟，凛然戒惧，徙义修慝而不敢慢。”⑦他看到了《文昌化书》的宗旨在在于劝善以行教化，维护传统的伦理纲常。余继登（1544-1600，万历五年进士）作有《梓文昌戒言小引》，说到山西曾刊印《文昌化书》，并在家乡京师河间府交河一带刊布《文昌化书》的节本《文昌戒言》。其中也谈了对神道设教的看法：“易参伯君选梓《文昌化书》于晋中，以训晋人。予观九十七化中，有似有者，有似无者；似有者可信，似无者可疑。夫欲化民成俗而使观者谓有谓无，半疑半信，非所以示训也。若曰姑为是，神道设教，以感动愚氓 ①②

张廷玉《明史》卷五十《礼志·诸神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册第1308页。 汪道昆《太函集》卷六八《大岳文昌祠碑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18册第96页。 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六九《白岳文昌祠碑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18册第107页。 ④

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弘文堂1960年版第406页。 ⑤

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⑥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九《文昌化书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50册第506页。 ⑦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九《文昌化书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50册第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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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之大道，则何若取其事之所必有、理之所可信者，明白告诏，令人憬然觉悟而旷然一变其俗哉！暇日采其中五章，俾临令常君付之剞劂。予与常君曾从臾李参幕创建文昌祠于吾镇之南，复为是梓布之，亦以吾地士风浇漓，俗尚薄恶，仰愧神言，俯多鬼责，蕲缘是以牖之也。”①

可见《文昌化书》的流行与地方官、士大夫为移风易俗而神道设教有密切关系。 四是明后期文昌祠设立的增多。前述第二点中所引汪道昆的文昌祠记，指出明朝在湖广武当山和南直隶齐云山设立文昌祠。第三点中，李维桢说他曾为南直隶徽州（即新都）、浙江杭州（即虎林）以及山西平定州（即上艾）的文昌祠写记，其文集中保留了这三篇文昌阁记②。余继登等在家乡京师齐河创建文昌祠。清人汪森编《粤西文载》收有三篇明人所写广西文昌阁记，可知荔浦在元代创建文昌庙，明代两次重建，第二次是在嘉靖三十年（1551）建成。此后容县新建文昌阁。怀集于天启元年（1261）建成文昌阁③。福建兴化府莆田县的碑刻资料记载，当地的玄妙观于万历九年（辛巳，1581）由道士卓懋高募建文昌宫④。莆田的水南书院科举成绩不凡，“朝家起科目者几二百人”，“视学宫差为伯仲”。 于是当地“缙绅及诸文学”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于书院西偏隙地建文昌祠，其格局为“殿三楹，中奉帝君，左魁星，而圣嗣在其右。拜厅之间，缭以周垣，右转为祠门，门侧小屋二间，守者居之。”⑤明人文集等资料中还有一些文昌祠记，反映出文昌祠在各地的设立情况。如广东，叶叶春及为万历十五年（1587）落成的肇庆府文昌塔和此后博罗县儒学重修文昌阁写有记文⑥。又如福建邵武府建有文昌祠，骆日升（万历二三年进士）写了记文⑦。再如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延真观文昌阁建于元代，元季毁于战乱，永乐十六年（1418）重建文昌阁成⑧。府城也于万历十二年（1584）建立文昌塔，原因是“议者以今科第名位固未尝乏，然大较不逮往昔，岂山川风气升降之数使然。”为了“以壮一郡之雄胜，而培未艾之风气”⑨，于是在郡城东北北的山上建了文昌塔。在南直隶，吕维祺（1587-1641，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在南京左仓创建文昌阁⑩。尹台（嘉靖十四年进士）写有《宁国府学重建文昌阁记》11。陆孟昭于天顺八年（1464）在苏州府太仓州建文昌祠12，直到万历十年（1582）该祠历百二十年尚在。苏州府吴江县也建有文昌阁13。浙江海宁人陈与郊（万历二年进士）作《建文昌祠疏》，言欲在家乡建文昌祠14。湖广蕲春明代亦有文昌阁15。山东德州学宫于万历廿四年（1596）创建文昌阁16。京师大名府学宫亦建文昌祠，锺羽正（万历八年进士）为其作记17。河间府吴桥“嘉 ①②

余继登《澹然轩集》卷五《梓文昌戒言小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91册第852页。 即《龙井山文昌阁记》、《文昌阁记》、《平定州文昌阁记》，载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五四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51册第631-634页。 ③

张宪《荔浦重建文昌庙碑》、苏濬《容县新建文昌阁碑》、谢君惠《怀集文昌阁碑》，收入《粤西文载》卷四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66册第382-386页。 ④

郑振满、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第228号《重修玄妙观东岳殿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页。 ⑤

郑振满、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第169号《水南鼎建文昌祠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194页。 ⑥

叶春及《石洞集》卷一五《肇庆文昌浮屠记》、《博罗县儒学重修文昌阁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6册第687-689页。 ⑦

骆日升《骆先生文集》卷三《邵武府文昌浮屠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77册第528页。 ⑧

王直《抑庵文集》卷七《文昌阁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1册第159页。 ⑨

王时槐《友庆堂合稿》卷三《文昌塔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14册第234页。 ⑩

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留守左仓创建文昌阁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85册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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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台《洞麓堂集》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77册第527页。 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六0《题文昌祠投词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4册第309-310页。 13

清·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九《新修文昌阁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19册第109页。 14

陈与郊《隅园集》卷一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60册第647页。 15

李维正《文昌阁铭并序》，雍正《湖广通志》卷一百一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34册第871页。 16

刑侗《来禽馆集》卷一一《德州学宫创建文昌阁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61册第497页。 17

锺羽正《崇雅堂集》卷九《大名府文昌祠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67册第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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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间有龚侯者建文昌阁于东城震方。”①河南新野人马之骏（万历三八年进士）作有《文昌祠祠碑记》②。以上事例集中在万历以后，这决不是偶然的，说明文昌神信仰的发展，万历时王世贞即指出其发展状况：“文昌，星也。于天官家为奎，若璧。而今以属之梓潼张恶子张神，于蜀甚烺烺。第其品在云长、翼德间，独所谓七十二化及主文昌福禄，乃至上拟佛天尊号，则皆托之乩笔或吃菜事魔，人附会之，今天下所在有祠。”③文昌祠分布地域较广，计有有南北两京所属地区、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南北方都有，也反映出文昌神信仰的空间展开。博罗县、德州、大名府的事例说明学校有文昌祠，学校并没有因孝宗取消梓潼帝君祠祀而不建文昌祠。文昌祠的设立一般是为了振兴文运，也有人言及文昌神的多种功能，如吕维祺在记中说文昌：“掌人间桂籍、嗣胤、名爵、福禄、寿夭、贵贱、地府、水曹诸事”。可见文昌神的功能多样化。

明代中后期开始普及的文昌神信仰持续至清代。清初即有人说：“文昌之祠遍天下”④。清代文昌信仰普及化的一个更重要的标志是惜字会的普及化，因文昌信仰要求人们敬惜字纸。据台湾学者梁其姿的研究：“从方志的资料上看，惜字会虽然康熙时代已有，而且乾隆一代也有零星的记载，但他们真正的普及化，应晚至嘉庆道光之际，而且这个普及化与惜字会结合着其他善举有关。”⑤诚如乾隆时陆耀所说：“近人又因文昌之社，而有惜字之会，推其所以惜字之故，仍不出媚神以求富贵。”⑥梁其姿还指出：“直至明末的文昌信仰，似乎仍主要是儒士个人的宗教行为，惜字活动也未被组织起来。从清初到盛清，儒生渐以集体的方式来进行惜字的活动，说明了文昌信仰已逐步成为儒生阶层名副其实的‘职业神祗’；清中后期以后，惜字再发展为一般百姓的宗教活动，文昌信仰也进一步普及化。”⑦清代文昌信仰仰的普及化与政府的倡导有关，清朝自嘉庆元年（1796）爆发的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由盛而衰，清朝政府和士大夫深切感到了民间宗教对统治秩序的威胁，为了振兴文运，战胜“邪说”，他们抬出文昌神以“福国佑民”。其经过是，嘉庆五年教军进兵梓潼，据说“望见祠山旗帜，却退”。后来“潼江寇平”，清军取得川西战役的胜利。或许是战事恰在梓潼，被清军附会，消息传至京师，嘉庆帝借此搞了一场宣传战。他亲自书写“化成耆定”额，用彰异绩。并在京师地安门外明成化年间文昌祠的旧址，重新修建文昌祠，祭祀文昌帝君。嘉庆六年夏祠成，他躬谒行九叩大礼。颁诏称：“文昌帝君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崇正教，辟邪说，灵迹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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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崇奉，与关圣大帝相同。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于是大学士朱珪撰碑记，论证“文“文昌之祀，始有虞，著《周礼》，汉、晋且配郊祀”。文昌神久司爵禄、科举，历代封号可考⑨。亦即符合祀典传统。清朝礼臣遂依照关帝庙祀典定出，每年以二月初三文昌帝君诞日为春祭，秋祭选定吉日。同时设立“文昌帝君先代神位”致祭。嘉庆六年还奏准：“各直省旧有文昌庙，照山西解州等处关帝庙之例，令该地方官届期躬谒致祭。其向无祠庙之处，令择洁净公所，设位致祭。”⑩嘉庆六年皇帝不仅在京师建成文昌庙为天下先，而且下诏全国崇崇奉文昌帝君，更要求地方上祭祀文昌，推动了各地文昌祠庙的设立与祭祀，清代文昌信仰以此为契机而普及全国各个地方。咸丰六年（1856）文昌帝君与关帝一体升入中祀，规定其礼仪“前期一日，著遣亲郡王行告祭礼，春秋二祭，俱著卜吉举行，二月初三日圣诞，即照 ①②

范景文《文忠集》卷六《吴桥县重修文昌阁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95册第537页。 马之骏《妙远堂全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84册第51页。 ③

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六0《题文昌祠投词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4册第309-310页。 ④

清·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九《新修文昌阁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19册第110页。 ⑤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140页。 ⑥

陆耀《文昌祠说》，载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六九，中华书局1992年版中册第1720页。 ⑦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147页。 ⑧

光绪《清会典事例》卷四三八《礼部一四九·中祀》，中华书局影印本第981页。 ⑨

《清史稿》卷八四《礼三·文昌帝君》，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册第2542页。 ⑩

光绪《清会典事例》卷四三八《礼部一四九·中祀》，中华书局影印本第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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