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无意为文”、“有为而作”与中国诗学“活法”说论
考
〔摘要〕“活法”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中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命题，最先提出“活法”说的是北宋天圣二年（1024）登进士第的后期西昆体诗人胡宿（996-1067），只是在吕本中那里，“活法”说得到更为全面的阐释，如他认为，“活法”是“有意于文者之法”和“无意于文者之法”的辩证统一。但从胡宿到吕本中，如果追述其学术脉络，可以发现：苏轼提出的“无意为文”和“有为而作”等诗文创作学说，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苏轼；无意为文；有为而作；活法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195-07
“活法”说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命题，我们曾撰文指出，宋代诗学“活法”说，起源于胡宿（996-1067），实践于苏轼（1037-1101），建构于吕本中（1084-1145）1。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夏均父集序》，从前辈先贤处总结出的“活法”，当是“有意于文者之法”和“无意于文者之法”的辩证统一。 从胡宿到吕本中，数十年间，在“活法”说的不断充实和完善过程中，苏轼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文就苏轼的“无意为文”、
“有为而作”等命题和主张进行考论，试图证明苏轼才是“有意于文者之法”和“无意于文者之法”的最早合论者。 （一）
苏轼在《南行前集叙》2中论《南行前集》的写作过程时说，《南行前集》中之文，最初未尝有写作之意图，只是在“侍行适楚”的途中，“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于是，自然而然产生了创作欲望和写作灵感，而有作文之意，故“发为咏叹”以成的。这种创作欲望，是客观事物触动于人心的产物，并偶然得之于谈笑之间，是自然而生、勉强不来的，同时，这种创作冲动，又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于欲罢不能，“不能不为”。苏轼认为，这是一种创作规律。“昔之为文者”如是，他们“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家君之论文”，也“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其弟兄二人过去也有这样的体会：“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而《南行前集》“凡一百篇”之作，也可为证。苏轼从古人、父亲、兄弟和自己亲身的创作体会和成功的创作经验中，清楚地认识到，好的作品，往往产生于“无意”。
苏轼与此“无意为文”相近之论颇多。如其《题吴道子画》云“吴生画佛本神授，梦中化作飞空仙。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3、《赠写玉容妙善师》云“梦中神授心有得，觉来信手笔已忘。”4
“不经意”，即“无意”之义也。它说明了“无意”与“神妙”画作的关系。又如《评草书》云“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5此可证书法艺术亦和诗文一样“无意”。但仅是“初”而已。它不是说“书无意于佳乃佳耳”，而是多用了一个“初”字，以言创作灵感产生之“初”。考此“初”字也有些来历。欧阳修《晋王献之法帖》云： 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6
苏轼的“书初无意于佳”当即来于座师论“法帖”之“初非用意”。其后之《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评书、画亦多用“初”字。如评王衍书云：“作行草尤妙，初非经意，而洒然痛快见于笔下。??其自得于规矩之外，盖真是风尘物表脱去流俗者，不可以常理规之也。”7评王安石书云：“凡作字，率多淡墨疾书，初未尝略经意，惟达其辞而已。然而使积学者尽力莫能到，岂其胸次有大过人者。”8评王浑书云：“其作草字，盖是平日偶尔纪事，初非经心，然如风吹水自然成文者”9，评贺知章书云：“每醉必作为文词，初不经意，卒然便就，行草相间，时及于怪逸，尤见真率。往往自以为奇，使醒而复书，未必尔也。”10
这些“初”字皆可和欧、苏所用者合观。其中第四例言贺知章醉后作书事，更有深意。从上记可知，贺知章之醉，不是“烂醉如泥”，
而是所谓“酒醉心明白”，处于“半醉半醒”的状态即“有意”“无意”之间。否则，他不会一方面就像精心计算过的那样恰恰文词随纸而尽；另一方面又能写出“醒时复书”也难写出的书法珍品。其正如刘熙载评张旭、怀素草书云：“迹若游戏，骨里乃极谨严” 11。 苏轼《小篆般若心经赞》又云“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正使怱怱不少暇，倏忽千百初无难”12。此言“无意”能在“匆匆不少暇”的时间内快速创作出“千百”书法精品。而作者应章质夫之邀为所筑“思堂”而作的《思堂记》13中，针对章质夫“凡吾之所为，必思而后行”之论，反道而行，大谈“思之贼人”及“不思之乐”。此虽把“思”之无益与“不思”之乐说过了头，但有些说法还是颇有道理的，特别是对文艺创作可以说不无小补。如“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云云，就可以用来解说创作“灵感”的某些问题。苏轼殆是说，创作“灵感”遇事而发之“初”，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思考。“灵感”未发时，即使思亦无益，因为“灵感”是临时思虑不来的；“灵感”已发，它如电光石火，“兔起鹘落”，必须及时捉住，并赶快用口或手表达出来，这时若再思虑，就来不及了。这种“发于心而冲于口”的“灵感”，如骨鲠逆喉，不吐不快。而思虑则可能使逆喉之骨不能及时吐出。故在“灵感”面前，应取“无思”。思虑对”灵感”的危害是如此，而对于其它善恶之事，也是这样。人对善恶有一种或“好”或“恶”的自发本能。因此，不需要“临事而后思，计议
其美恶”之后，才决定自己的或“避”或“就”的态度。如果“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总之一句话：“思虑之贼人也，微而无间”；即是说，“思虑”对人的危害是“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至于“无思”之乐，则不可以言语表达。它能使人达到“虚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处而静，不饮酒而醉，不闭目而睡”之境。尽管如此，然而这篇《思堂记》也并未将“不思”绝对化。他对章质夫之“凡吾之所为，必思而后行”，未加全盘否定，而说：“思而后为”和“遇事则发，不暇思”，是“言各有当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即谓二者可以互不相害而并行不悖。文章之最后，作者甚至还以经书所记为并行不悖之论作证。他说：“《易》曰‘无思也’，‘无为也’。我愿学焉。《诗》曰：‘思无邪’，质夫以之”。《易》说以证“无思”，《诗》云则证“必思”。所以，此文亦可证苏轼所主之“无意”，并非绝对，只是他从文艺家的立场比较强调“无意”罢了。
苏轼还说佳句是诗人在无意中“拾得”的。《书昙秀诗》中有“梦回拾得吹来句，十里南风草木香”。他与欧阳文忠公诵文与可诗时，“公云‘此非与可诗，世间元有此句，与可拾得耳’”。14“拾得”之说，旨在表明佳句有时出于自然天成，无意而得。这一见解也是对陆机等前人的继承和发展。钱钟书言：“（陆机《文赋》）：‘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按自此至：‘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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