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叫做“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而是指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过渡的革命时期所需要的一种国家形式，“一个政治上的过渡”，其目的在于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即无阶级社会的转变，而不是在这种革命转变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上，仍然必须采取的国家形式或政治形式。
重要的是，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都只是争取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的手段，而人本身才是最高目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由此形成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从“人的高度”，从人的解放的意义上来理解。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存在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因此只有无产阶级解放成为人，才有人的普遍解放，也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无产阶级才能消灭自己，即解放成为人，达到人的高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1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因此，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关于人的解放的条件的科学理论，或者说，是关于使人成其为人的条件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是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它通过人、为了人而使人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使人复归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从而以自由人的联合来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在这个根本的意义上，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正是一种深刻、彻底的人道主义，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不断深化、展开，而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其根本思想和最高目的，则一以贯之地贯彻于他的整个研究和著述，这里没有什么转向，没有什么早期晚期的矛盾和对立，相反，这里表现出来的是思想在其逻辑一贯的过程中愈益充分的发展和愈益彻底的阐扬。理解不了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在根本思想上的统一性、一致性，把某些用语或表述方式的变化、改进和研究的深化、推进说成是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发生了转向，以为有所谓晚期与早期相互矛盾的两个马克思，这完全是一种囿于狭隘眼界的教条主义的错误。
人的解放和自由是目的，阶级斗争乃至由一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斗争方式（如暴力革命或其它方式）以及为革命转变时期所需要的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途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本来是十分清楚的。手段、途径当然非常重要，但不能把任何与一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主张、才正确的手段和途径绝对化、永久化、拜物教化，以致使手段脱离了目的，凌驾于目的之上，使目的被贬低、被压倒、被遗忘。把阶级斗争等等观点绝对化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作为人的学说的人道主义意义和价值，就是这样的错误。
人的本质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同样的误解也表现在对人性或人的本性、人的本质等概念的认识上。马克思是通过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关系去说明人的本质的。但是，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深刻见解往往被一些后人简单化为对人性、人的自由个性、人的本质等等概念的否定。这种否定总是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名言为根据，却只是简单地重复这句话，只是把引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其全部论据和论证，而没有达到对这个思想的真正理解。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这不是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缺点，而是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贡献。他的缺点在于未能进一步从人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关系中，即从人的实践活动中，去揭示人的本质及其社会的、历史的表现。马克思的意义则是在费尔巴哈止步的地方继续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从人的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去认识人的本质及其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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