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领导干部心理健康问题的调研报告(4)

　　其三，来自乡镇工作职能变化和工作定位偏离的影响。随着乡镇职能的转变，乡镇正逐渐改变传统的包办一切、管辖一切的状况，而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社会服务上来。所以，从客观要求上讲，乡镇的“权限”应当逐步萎缩。尽管现在农业税不收了，乡镇的工作压力减轻了许多，但信访稳定、社会治安、计划生育、招商引资、生产引导、基础建设、上传下达等事实上的日常事务依然繁重。这就产生了两个矛盾：一个是客观要求“削权”与事实工作不收权的矛盾，另一个是表面权限与事实权限的矛盾。从表面上看，乡镇仍然管理着当地社会的几乎一切事务，乡镇干部在地方上依然享有较高的地位；但事实上，乡镇正面临着巨大的权限危机，现在根本无法用行政命令手段解决好日常问题，其权威性和优越性正在逐步丧失。乡镇在计划生育、处理农村矛盾、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等领域事实上的调控能力和组织能力越来越弱。由于事实管理效能的弱化，乡镇干部在农民面前没了底气，失去了号召力，从而常常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苦恼中，严重挫伤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在职能部门逐步健全、法制法规渐趋完善、乡镇财力日益困难的情况下，社会民众对乡镇职能转变的愿望也越来越热切。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原有的许多乡（镇）直单位和部门纷纷“自立门户”，脱离乡镇的领导，步入社会化、市场化管理的轨道，进一步弱化了乡镇的管理职能；另一方面，作为乡镇机构改革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强化社会服务的职能，却由于缺乏服务意识、缺少服务能力等主客观原因迟迟难以有效发挥出来。面对乡镇出现的这种职能“真空”，乡镇干部们或心存苦闷惶然不知所措，或袖手旁观静观其变，或借此机会大肆放纵，难以把思想和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来。

　　其四，来自个人心理调适能力的不足和对心理健康认识的缺失。由于我国大中小学校中的心理健康教育起步较晚，并且至今有关部门还没有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干部培训计划，造成大多数领导干部在学生时代和工作后都未曾接受过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专业培训，心理调适能力不足。同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少乡镇领导干部过分强调克制、忍耐，个人对心理健康存在偏见和误解，认为心理问题完全是性格上的软弱、能力上的欠缺造成的。认为只有有心理障碍的人才需要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和专业人员的帮助，不了解心理健康教育的对象是正常人，不了解心理健康教育是立足于正常人的成长和发展、提高正常人生命质量的事业。即使知道自己存在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也羞于启齿、讳疾忌医。

　　其五，来自自身能力不适应与工作难度日渐加大的落差。“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基层，层出不穷”，基层工作情况复杂、任务繁重。基层干部天天面对信访稳定、计划生育、突发事件等复杂问题，“硬招不敢用、软法不管用、新法不会用”，任务越来越难完成，“官”越来越难做，不少乡镇领导干部焦头烂额、焦虑不安，既担心工作得不到上级的认可，又担心问题得不到解决、矛盾激化，经常处于“恐慌”状态。由于自身在业务能力、文化水平、社会交往、实际解难等方面处于某种弱势，有的甚至被其他班子成员和下属看不起，就会产生强烈自卑和忧郁。许多刚刚分配到基层工作的年轻干部反映，在还没有到基层工作之前，大都有强烈的“大干一场，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但因为缺乏基层工作的实际经验和能力，在面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时，不知所措，不能采取有效的方式加以解决，曾受到过领导的批评，久而久之，对做好基层工作缺乏信心，认为自己不合适在基层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信念。其主要原因是工作能力欠缺，胜任岗位难度较大。对此，单单做心理调适只是“治标”，提高工作能力才是“治本”。

　　其六，来自收入较低与缺乏时间精力照顾家庭的窘迫。乡镇财政已经开始步入“吃饭型财政”、“要饭型财政”的尴尬时代。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大多数以农业为主导的乡镇财政收入明显减少，下拨的转移支付资金难以填补资金缺口，乡镇负债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乡镇的日常运转异常艰难，更难以抽出资金开展各项公共公益事业建设活动，难以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有较大作为；并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使乡镇难以在短期内走出困境。在此背景下，乡镇干部的奖金、津贴和种种福利待遇也就成了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从而增添了乡镇干部思想的不稳定性。同时，基层干部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应酬上，没有多少时间顾及家庭，即使有时忙里偷闲回到家里，又因工作累只想休息，对家庭的关爱自然不多，致使父母、妻子、儿女抱怨不已。久而久之，乡镇干部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渐渐疏远，导致家庭关系紧张，有的甚至出现一定的危机。来自家庭生活的压力给基层干部带来的是更为严重的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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