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新解(3)

    笔者的上述观点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文件中也得到了印证。例如，针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10月27日发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如，针对毒品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6月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在侦查中受到特情犯意引诱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无论毒品犯罪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在侦查中受到特情数量引诱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即使超过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无法查清是否存在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案件，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应当留有余地；“对于毒品数量刚刚达到实际掌握判处死刑的标准，但综观全案，危害后果不是特别严重，或者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大，或者具有可酌情从轻处罚等情节的，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数量不够判处死刑的标准，但加上坦白交代的毒品，超过了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的，一般应予从轻处罚，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掺假之后毒品的数量才达到判处死刑的标准的，对被告人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仅有口供作为定案证据的，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再如，针对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月21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追缴、退赔后，挽回了损失或者损失不大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按照上述会议纪要的精神，在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的场合，如果被告人具有法定或者酌定从轻情节（如受特情引诱、挽回了损失或者积极退赔、坦白交代犯罪事实、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大等），或者被害人有过错（如对激化矛盾负有直接责任等），或者证据存在瑕疵（如仅有口供作为定案证据等），那么就不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由此可见，死刑的适用条件并非传统刑法理论所说的“罪大恶极”，而是客观上的“罪大”即“罪行极其严重”。以“罪行极其严重”为基点，当行为人“恶极”即主观恶性极大、人身危险性极为深重时，就要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与之相反，当行为人“恶不极”即主观恶性不是极大、人身危险性不是极重时，对其就只能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二、死缓变更执行之条件和期限之解读
    在死缓变更执行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死缓犯变更执行死刑的条件问题。虽然1997年《刑法》将1979年《刑法》规定的“抗拒改造情节恶劣”修正为“故意犯罪”，取消了“确有悔改”的要求，将死缓犯减为有期徒刑的条件由“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修正为“无故意犯罪且有重大立功表现”，从而解决了司法机关过去对于“抗拒改造情节恶劣”难以把握的问题，但如何理解和把握这里所说的“故意犯罪”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我国刑法学界的大多学者认为，1997年《刑法》第50条所说的“故意犯罪”就是指1997年《刑法》第14条所规定的故意犯罪，至于故意犯罪性质如何，是直接故意犯罪还是间接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是否完成，均在所不问。⑦ 其理由是：立法者设立死缓制度的宗旨既是为了给犯罪人以自新之路，同时也是为了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如果死刑犯在死刑缓期2年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那么就不可能去实施故意犯罪。相反，如果死刑犯在死刑缓期2年执行期间仍实施故意犯罪，那么就表明其不思悔改，主观恶性极大。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对这里的“故意犯罪”应作限制解释，至于如何限制则又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故意犯罪”应是指表明犯罪人抗拒改造情节恶劣的故意犯罪；⑧ 也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故意犯罪”应限定于比较严重的故意犯罪，即法定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⑨ 还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故意犯罪”原则上是指1997年《刑法》第14条所规定的全部故意犯罪，但自诉罪除外。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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