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的内容(3)

“求意义的意志”涉及到一个人所面临的是现实状态和理想状态、存在（Existence）与本质或者说是“是”（Being）与意义之间的紧张。弗兰克尔认为，事实上，这种紧张也没有必要担心，重要的是学会“自我表达”，以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潜能。“是”（Being）与意义的紧张是无法取消的，它内在于人，对于维持精神健康是不可或缺的。从人的角度来讲，他必须具备求意义的意志，去面临意义。

面临意义，其实质也就是个“应当”的问题。意义不只是一种存在的表现，它更是一个真实的挑战。它与“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他认为：“意义从不和‘是’一致，它优先于‘是’。意义设置了‘是’的步履。”[32]“是”和意义，就像一个Pacemaker（定跑速的人）和Peacemaker（和事佬）前者让我们继续面临意义和价值，并支持我们寻找意义的方向，而后者只是缓解我们在面临意义所带来的负担。它缺乏一种像歌德所发出的警告的那种智慧：“如果我们把他视为是其所是，那么，我们使他变坏，如果我们把他视为应当是那样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帮助他成为应当可以成为的人。”[33]人最终要面临意义问题，一旦求意义的意志变成面临意义即达到成熟和发展的时期。此阶段的典型特征就是从自由走向责任。人只有实现他的责任，才能够完成个人生命之特殊意义。

实际上，“是”和“应当”是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探讨。自从休谟发现这个难题以来，它一直是诸家探讨不止的话题。弗兰克尔在这里进

一步肯定了两者的区别：“是”立足于当前，是事实性的，而“应当”则既立足当前又面向未来，是未然的状态。后者构成了价值学的内在依据，为寻找生命的意义明确方向。相对而言，在他那里，“应当”的道德学色彩被淡化。“应当”不再是一种无上的道德命令，而是一种人们寻求意义的内在驱动力。

“求意义的意志”是主动的，原发的，它构成实现人生责任的基础。弗兰克尔认为，自由和责任是人的两个基本特征。不过，相对而言，他更重视责任：“自由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只是真理的一半。自由只不过是整个现象的消极方面，积极方面是责任。”[34]一个不仅要对他的人生意义的实现负责任，而且还要对社会、他人以及自己的良知负责。此外，信仰宗教的人还要对他信奉的神负责。

责任是什么？弗兰克尔认为：“责任是一些我们要面对，或者要避免的事情。”[35]一方面，责任的履行需要我们付出艰辛和汗水，因为责任就意味着困难。它好比是深渊，越是去想越会搞糟，结果往往草率行事。另一方面。责任也意味着选择，从微不足道的小决定到事关重大的抉择，其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选择其一必须放弃其他。选择也意味着放弃，这也是人在选择面前犹豫不决的重要原因。但是，选择让我们知道了未来，在我们的选择过程中，我们呈现了自身的现实性。

“意义治疗学”不会向病人灌输某种信条，而是让病人自己去作出决定，理解自己的存在的责任，让病人自己获得“求意义的意志”。“在任何情形下，‘意义治疗学’把责任视为人类存在的特殊本质。”[36]所以，一个意义治疗学家没有权利有意识地影响病人如何解释自己的责任，也不能够因为病人容易犯错误，而阻挠他履行自己的责任。他说，他宁愿活在一个能够有权作出决定，即使是错误的决定的世界，而不是根本没有选择的世界。极权主义、顺从主义、集体主义贬低了人的价值，构成人的价值实现之途的绊脚石。

弗兰克尔以他的“求意义的意志”对抗弗洛伊德的“快乐的意志”和阿德勒的“求权力的意志”。他把人视为身体、心理和精神的结合体，从三元论的立场批判弗洛伊德的身心二元论以及阿德勒的一元论的立场，他将之称为他的三元论称之为“维度本体论”（Dimensional ontology）。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相比，他的三元论更完整地把握了人性，并为人性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并且，它以精神维度为突破口，强调“求意义的意志”，突出“精神性”的地位，从而最终为挺立人性，培养健全人格奠定了基础。

3、生命的意义（Meaning of Life）

意义问题是人的本质的问题。生命意义的挑战是人的存在状态的真实表达，它最大程度上标志着人的存在的本质。不光直力行走，具有理性思维标识着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生命的意义，人怀疑自身存在的重要性，更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只有人的身上才会出现意义问题。

生命的意义包括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对于一个人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意义问题以它极端的形式完全可以把一个人摧毁。”[37]一个不再爱他周围的东西的人，他会绝望地提出，他的生命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当面临这样的生存危机，又坚信生命无意义可言的是无疑是悲哀的。受那种绝对相信世界没有意义可言的人的的世界观，很难使人在逆境中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

人们常常习惯于追问自己活着有什么意义，然而，不幸的结局往往是不仅没有得到人生的答案，还自寻烦恼。弗兰克尔认为，人的智慧还不足以完全洞悉世界的整体奥妙。明智的做法是，先不要理会意义问题、世界的目的以及命运的诡秘。对于依靠信仰的宗教而言，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对于无神论者，虽然不可避免，但是却可以把它转化为一种适当的形式，即：我们首先要决定询问这样的问题是否是有意义的。

事实上，我们的质问必须限定为意义的一部分。宇宙的目的显然超越一切实有，这也就决定了我们也只能从超越的角度才能够把握宇宙的

整体意义。我们的心灵需要意义，但它对我们的心灵来讲，太深不可测了。他还引证了法国哲学家帕斯卡的一句话：“一根树枝无法把握一棵树的意义”。尽管人类贵为万物之精华，但是谁又敢肯定他所处的世界之外就没有一个超越世界呢？

弗兰克尔认为生命的意义具有两重性，既包括客观性也包括主观性。一方面，从客观性的角度来看，意义是发现的而不是被给予的，也不是发明的。就像一个发笑的人，并不是因为你让他笑，他就笑。而往往你因为你讲了一个笑话，他发觉可笑才笑的。意义有自身的现实性，它是我们意识所无法加以改变的。所以，“我们不是给事物贴上意义的标签，或者赋予事物以意义，而是去探测意义，我们不是发明意义，而是发现意义”[38]。

从另一方面而言，还有某种主观性存在于意义当中。每个人的生命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他无法为他人所替代，他的生命亦不可重复。弗兰克尔列举了一个下象棋的例子。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最好的一步棋，它仅仅相对于某一盘棋。同样的道理，人也没有必要追求某一种抽象的生命的意义。个体的独特性决定了生命的不可重复性，也决定了每个人的生活目标和存在方式是不同的。最终，人所追求的意义也是迥然相异的。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人不应该问他的意义是什么，相反，他应该认识到，被询问的应当是他自己。”[39]因为，“询问生命的意义”只是模糊地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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