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的内容(6)

很快地把自己裹进一层极为需要的保护膜里头。”[11]一个12岁的男孩被迫在雪地里站立几个钟头。冻伤的、已经变得黑死的趾头被医生一个一个撕去，而其他的囚犯没有了厌恶、没有了恐惧，也没有了怜悯。这些受难者对彼此的同伴已经丧失了一切情感。没死的囚犯蜂拥而上瓜分死者的遗物。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他们还活着。

人的正常的情感在非正常的环境中常常被扭曲。当弗兰克尔出于同情，帮助一个抬梁木的难友时，被警卫猛击一棍，并大加谩骂。然而，就在几分钟前，这个警卫还抨击他们这群“猪猡”太缺乏友爱精神。后来，弗兰克尔深有感触地说：“最疼痛的并不是肉体（而且它既适用于成人，也适用于儿童）；它是由不公正，由不彻底的不可理喻而造成的伤害”[12]。

囚犯们就这样没有尊严地活着。一日归来，总会把自己还活着当成是最大的成就。除了活着之外，他们已经不敢有太多的奢望。他们的需要已经被残酷的现实所压制。而这种压制最终使人以梦的方式从“潜意识”疏导出来。弗兰克尔永远也不能忘记那天夜里，他被一位难友的呻吟声所惊醒。那个人正在做噩梦。他最终还是没有推醒那位可怜的难友。因为他知道：“那一刻间，任何梦任何事再恐怖，也不可能比得上集中营的残酷现实”[13]。

“食物”是囚犯们平时最爱谈的话题。对于他们，这似乎可以达到“画饼充饥”的效果。一片很小的面包，却在使用上产生两种意见。一派主张立刻吃掉，这样可以避免失窃，还能够缓解饥饿的剧痛。另一派则主张分次进食，毕竟它能够给人带来希望。虽然，一小片面包无法增值，但是它在囚犯心中的地位可以增值。这一小片面包并赶不上珍馐的价值。但是在生命至关的时刻，它却显得价值重大。

除了谈“食物”外，集中营的囚犯们热衷两个话题：政治和宗教。来源不明、内容混乱的军事形势的信息，让他们的情绪大起大落。尽管有一些人丢失了希望，但依然有许多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至于宗教，囚犯们对宗教的虔诚让人惊讶而又感动。人们忍受着饥饿与困顿，依然念念不忘祷告上帝。这也使弗兰克尔坚信：“虽然人的身体和思想由于受到压迫而处于原始状态，但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化也是可能的”[14]。在一次押送途中，弗兰克尔想到了他那心爱的妻子。他在脑海中构筑她的形象。他感到她在向他微笑，并以表情向他示意，鼓励他好好活下去。这样的体验让他超脱了囚犯的行列而进入天使的阵容。弗兰克尔说，他第一次看到了真理，理解了爱的价值，他深深地感悟到：“人的拯救是通过爱和被爱来实现的”[15]。

集中营固然相当程度上遏制了人们的精神需要，但是人们还是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苦中作乐。集中营里面还不时地有一些业余的节目。即兴的歌唱打破了集中营生活的沉闷与乏味，而一曲小提琴

演奏则勾起了人们无限的哀思。除此而外，人们还会互相调侃以驱逐内心的郁闷。尽管，几乎就没有任何真正的快乐而言，弗兰克尔还是制作了一张《快乐明细表》聊以自慰。虽然在集中营中，快乐非常有限而又是消极的。但是，从中却反映了囚犯们对生命的热爱，也正是这份爱，让他们继续去面对那前途未卜的明天。

为了生存，在集中营中越是能够融入到集体中，不引人注意，越是安全。在这里，人的生命贱如蝼蚁，形同草芥，囚犯身上号码表达了他本人的存在。然而，当他死去之后，又会有一个人重新来填充这个号码。在狱卒眼中，死活无关紧要，反正就是一个号码。死亡时刻侵袭着囚犯们的内心世界。尽管他们不愿死去，不自由的事实却让他们感到命运力量的强悍。他们没有选择，只能以消极冷漠的态度等待命运自身做出决定。

西线战事的推进，一方面给集中营的尚存者带来了希望，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他们的生存危机。纳粹随时随地会以更残酷的手段与他们同归于尽。弗兰克尔再一次面临着生死抉择。呆在集中营的最后一天，党卫军以交换战俘为借口把集中营的绝大部分犯人骗进了死亡的陷阱。弗兰克尔也仅仅因为极其偶然的遗漏而幸免于难。从而，也能够以一位幸存者的身份向人们讲述他所见证的意义。

4、见证意义

“意义治疗学”尽管是在二战结束以后，以《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的畅销而闻名。但是，“意义治疗学”的思想却不是在集中营中形成的。作为一个勇于创新的心理学家，在进入集中营之前，弗兰克尔便把研究的视线转移到了寻找生命的支点。而那个支点，也正是“生命的意义”。

1926年，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已经使用了“意义治疗”这一术语。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沃克在一篇题为《存在的焦虑与创造性的生活》一文中也称：“弗兰克尔是极有资格来谈生活意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里，他的思想曾受到考验。他的早期著作之一题名为《从死亡的营垒走向存在主义》，这样有些人就以为他的思想是在集中营里形成的。其实，他曾经告诉我，在他囚禁以前，自己的思想就已形成，并完成了阐发这些思想的手稿。只不过他的思想在集中营得到检验，信念也更加坚定。”[16]无论如何，九死一生的集中营生活，对弗兰克尔的思想触发还是巨大的。不仅他的一些基本思想在集中营中得到了深刻的检验，并且真实的感触让他感受到了生命意义的强大。那种亲身的体验，无疑使他的理论比其他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上的优势。

弗兰克尔一直就是一个意志自由论者。经过集中营的生活，他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立场。按照决定论者的观点，集中营是最不适宜生存的

地方，人在这种地方决不可能存在任何的自由。固然，集中营确实存在着普遍的恐惧、冷漠以及心灵创伤等被决定的心理特征。但是，弗兰克尔观察到，人并非一点自由都没有。那些可歌可泣的事实表明：积极地面对命运，冷漠并非不能消除，烦躁也不是不能抑制。并且，优胜劣汰的标准恰恰取决于生命的意志。这也使他坚信他的基本立场：“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剥夺”[17]。

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所具有的超越性质也完全得益于那一段集中营经历。在集中营中，他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弱者和善良的人，并力求在极端非人性的条件下保持自己的良知。他后来发现，并非到了集中营当中道德就失去了任何作用。他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了人性的光辉：一个看守冒着被处罚的危险给他面包；一个狱卒竭力帮助他逃避酷刑；甚至一个集中营的司令官因为其善言善举，以至战后被他的囚犯所藏匿。从这些表面站在自己对立地位的“恶人”身上也能够看到这样的闪光点，不能不让弗兰克尔感到惊讶万分。“他的结论是，人的精神可以封闭起来，但它一直留在那里，成为一个人保持人性的根本源泉”[18]。这一论断始终是弗兰克尔意义治疗方法的基础。

尽管集中营的生活是相当残酷的，但是它却让弗兰克尔明白了很多。他深有感触地说：“人是发明奥斯维辛毒气室的人；然而，他还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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