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生金融产品的内部控制研究——中航油事件引发的内控思考(下)—

　　（3）案例对比
本节尝试以COSO框架的要素为出发点，结合近年内中外企业在衍生产品交易中失手的案例，对比中航油事件，找出它们的共性和差异，从而提出衍生金融工具内部控制的方法。

从巴林银行倒闭，住友事件，中航油被迫重组到国储铜事件，我们在关注事件发生的始末的同时，一定会注意到其间反复出现的交易员的名字。里森、滨中泰男、陈久霖、刘其兵，他们无一不是扮演着交易员的角色，出事前都是“明星交易员”，个人简历上都曾有过显赫的战绩，都由平等的团队成员，最后演变成了独揽交易大权和几个部门的控制人。对风险也是乐于接受，甚至早已视风险如生活的一部分了。正是这些常年在风口浪尖工作的人对风险的麻痹，加上利益的诱惑和个人私欲的膨胀，最终将企业至于万劫不复之地。住友事件中，滨中泰男假借公司的名义以私人账户进行期铜交易，还要求经纪公司非法提供虚假交易证明，他这种未经授权参与期铜交易的行为本身就应当引起相关人员重视。中航油事件中的陈久霖，参与国内法规明令禁止的投机性期货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未经过总公司的批准擅自扩大业务范围，违规从事场外石油指数期权交易。而我国作为缺铜国，严格来讲只能买不能卖，但刘其兵还是把20万吨期铜空单抛向了市场。在这些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每起事件的发生，都是交易人员无视规章制度，越权甚至非法参与衍生金融产品交易的结果。事实上，自从住友事件暴露以来，业内关于限制个人权限的讨论一直不曾间断。关注如何约束机构内部成员的个人行为，从而避免由个人行为导致的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是衍生金融产品交易内部控制最值得重视的环节。

这些案例中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即不论是做多还是做空，头寸都非常巨大。据当时业界人士估计，1994—1996年期间，滨中泰男控制的铜期货头寸在100—200万吨之间。而其更因经常控制着伦敦铜市场5％以上的成交量和未平仓合约，而获得“百分之五先生”称号。2003年—2004年中航油事件发生时，中航油在伦敦、新加坡、美国的期货、期权市场上卖出了大量看涨期权，累计数量达到5200万桶，直到亏损巨大，资金链断裂，主管领导还不清楚公司究竟有多少头寸、有多大风险。搞垮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同样违规在日本利率期货交易中建立了大量的短期头寸并在日本股指—日经指数期货交易和期权交易中建立了巨额的长期头寸。国储风波依然如此，20万吨铜空头头寸绝不是一个小数目。既然这些头寸大到将企业置于巨大的风险敞口之中，为什么这些仓单会被抛向市场，期间数月无人查知，是查不了还是不能查不愿查，这就值得我们反思了。归根结底，还是组织制度的不健全，企业内部监管缺位，内部控制出现的问题和漏洞可见一斑。

尽管各起事件具有很多共性，但是他们在内部控制的不力上又各有各的不同。巴林银行的内部激励机制很大程度上是最后把它逼上绝路的原因。交易员的奖金同他所赚取的利润相挂钩，而一旦一笔交易成功，会有很多人从中得利。既然衍生品交易本身就是一场很大的赌博，里森又是为银行赚过大把钞票的各中高手，那何不让其放手一博，到时自己只要坐收渔利，何乐不为。对国储局来说，调节中心的交易员，一边为中心做交易，一边为自己建立了多达20万吨的头寸，严重被套且长时间没人发现，其巨额保证金从哪来？至少有冒用单位授信额度谋私利之嫌，单位监管不力是肯定的。中航油事件的发生，并不是我国企业缺乏内部控制制度，而是没有有效执行内部控制制度。中航油在风险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果切实按照这个《风险管理手册》及《财务手册》规定的内容执行内部控制的话，那么公司绝不会面临被迫重组的境地。然而，这套风险管理体系犹如形同虚设。中航油内部流传着一句话，相当准确地评价了公司的内部控制：“陈久霖就是中航油”。这样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类似一纸空文，内部的汇报对于管理层来说就是摆设。所以，COSO将环境控制置于几个组成要素之首，因其是影响内部控制其他成分的基础。任何企业的内部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它是一种氛围，塑造企业文化，影响员工的控制意识和实施控制的自觉性。控制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遵循和执行，以及企业整体战略、战术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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