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战争文本(3)

　　真实与虚构界限的消弭是后现代主义作品特征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元叙述的合法化危机自然也指向历史文本。福柯认为，历史只有通过重建其话语才有意义(7)。历史是文献和记忆的文字合成，文献已被认同为文本化的历史(Veeser 20)，因而其本身涂上了真实和虚构的色调；记忆的意义本身具有不准确性和不明晰性的“延异”特征，记忆的“能指”符号在无止境地追寻其“所指”意义。个体记忆尚且如此，群体记忆更不需赘言。越战给美国士兵带来无尽的创伤。奥布莱恩既是越战的见证人，又是那段历史的记忆者，也是战争的受害人。因此他在书写越战历史时一方面试图忠实“记录”它，另一方面还要辅以记忆，同时更要试图洞悉其他士兵心中“真实”的越战历史和记忆。于是，三者交融，历史和记忆混合在真实和虚构里。 
　　小说《他们携带的东西》是关于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士兵经历的沉思，是一部越战回忆录和自传性作品。小说的主人公兼叙述者与小说作者同名同姓，也叫梯姆·奥布莱恩。他是个作家、士兵和小说的叙述人。他在叙述自己的军旅生活，描写战友和战场情形的

同时不时地回忆自己的过去。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自传性作品。因为小说的叙述者奥布莱恩和作者奥布莱恩身上的相似点很多：同样43岁；和自己的妻子及一个女儿住在马萨诸塞州；同是写战争小说、特别是写名为《他们携带的东西》小说的越战士兵；而且是获奖的短篇小说“谈勇气”的作者；受过两次伤；回国后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等。但是在一次访谈中作者奥布莱恩说：“我把我个人的特性融入这些故事里。我在书写它们，然而一切都是虚构，包括[小说中的]评论”(Naparsteck 8)。关于作者本人是否真的到过美加边境问题，作者在一次讲座中承认：该故事是虚构的。由此读者可以推断，该小说既是真实的奥布莱恩、也是虚构的奥布莱恩的自传式战争回忆录，同时更是二者的结合：三种视角向读者展示作者／(普通)士兵心中那段战争的感受。孰真孰幻?虚实难辩。或者，虚实与否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叙述者和创作者(或合二为一)“复制”记忆时的真切体验。也许读者关注的是小说叙述人的事实“真实”，但作者聚焦的是叙述的情感真实，正如小说中其他几位士兵一致认为的，“讲故事成为记忆的表现方式，是对过去的一种心灵净化”(Colella 10)。所以，奥布莱恩告诉读者：“我想让你感受我的感受。我要你知道为什么故事／小说的真实有时比发生的真实更真实”(Herzog 30)。但是，真实与虚构界限的消弭不是作者在有意“游戏”创作，而是美国士兵对待越战的复杂心态，越战本身的诸多不确定特征及其对士兵的影响、记忆本身特质等真切状态的客观反映。 
　　类似的例子在小说里比比皆是。例如，作者在小说的“注释”章节中写到，“谈勇气”(也是其中的一个章节)是在诺曼·鲍克(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建议下于1975写成。鲍克写信给奥布莱恩，希望他写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但不能用真名。鲍克在信中还说他读过奥布莱恩的第一部小说《假如我死在战区》，并做了短评。后来，奥布莱恩说他本想把“谈勇气”一章放到《追寻卡西亚托》里，但后者是一个战争故事，而“谈勇气”是一个战后的故事，因而还是留在《他们携带的东西》里(O’Bfien，The Things They Carried 155-159)。不难看出，上述叙述中的真实成分很多：“谈勇气”的章节确实存在；它是《他们携带的东西》的一章；《追寻卡西亚托》确实是关于战争的，因为它记录了一位美国士兵放哨时的沉思、回忆和幻想；《假如我死在战区》是奥布莱恩的第一部作品。可是，在一次访谈中奥布莱恩坦言“一切都是虚构”(Naparsteck 7-8)。如果作者的话语是“权威”，那么故事人物诺曼·鲍克这个“能指”符号找不到“所指”意义，是一个虚构的士兵。他并不存在，也许是其他战士的代表，是他们思想的传话人。再者，关于“谈勇气”一章的“归属”问题，也许奥布莱恩没做如此思考，但至少表明他在创作时对信息的分配、自己和他人记忆的取舍、想象与可能的融合和协调等做过类似的构画。另一方面，如果读者想颠覆作者的“权威话语”——视诺曼·鲍克这个能指符号为真实的在场——其真实的存在也有可能。总之，这些“可能”都有可能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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