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学社为统一科技译名而进行的工作(3)

    鉴于当时化学译名分歧严重，如As的译名有“砷”和“砒”、Si的译名有“硅”和“矽”，在此文中，作者还呼吁人们统一译名，不要固执己见。
    同年，梁国常发表《有机化学命名刍议》[16] 一文。作者把历来翻译科技术语的方法归纳为三种：译音、译意、造字。他认为译音产生的译名不能望文生义且不便记忆，译意产生的译名便于表达意义却很难找到适当的字，“惟有新造字，注重于科学之意义，兼顾于说文之解释，明瞭简当，法至善也”。
    当时有机化学译名造字派和不造字派争论颇为激烈。虞和钦、张修敏等主张不造新字。我们现在称“CH[，4]”为“甲烷”，“烷”是新造字。虞和钦称“CH[，4]”为“一炭矫质”，张修敏称“CH[，4]”为“壹炭轻”。[17] 梁国常则主张造新字，他称“CH[，4]”为“巰”（读为充一）。他在文中指出：“窃考我国译名之进步，每常经过译音、译意、造字三者之阶级。现无机化学译名，凡有不适用古字之处，均造新字以代之，故已进于造字之境矣。而有机化学译名，尚滥觞于译音译意之间。盖有机化学名辞，至称繁颐，更非造字，难得有成。”虽然造字法在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里运用得比较成功，但作者对造字法的过分褒扬，是有失公允的。
    1923年，翁文灏发表《地质时代译名考》[18] 一文。作者考察了当时关于地质时代的译名，发现我国译名异乱纷呈，而日本译名却是较为统一。为什么中日两国会有如此大的分别？他认为原因就在于日本译者著者能注意和前人译名保持一致，而我国译者著者则各译各的。因此，为了统一译名，他提出科技术语的翻译要“从先从众”：“以愚所见，新名之创，当慎之于始。既已创立，既已通行，而中途改易，则继我而作者，后之视今，又岂异于今之视昔。转辗纷更，将无已时。与其出奇制胜，致统一之难期，不如因利仍便，庶称谓之一贯。”
    他特地指出，李仲揆（即李四光）所创译名“葭蓬”（Carboniferous），虽然音义兼备，较有理由。但由于已经有了相应的译名，故应该沿用旧译名，而不该创制新译名。
翁文灏的文章为李仲揆所注意。1924年，李仲揆发表《几个普通地层学名词之商榷》[19] 一文。作者赞成翁文灏提出的科技术语翻译要“从先从众”的观点，同时指出：译名问题有修改之必要，从先从众为通法，修改为特例。在此文中，李仲揆认为重要的翻译方法有两个：标记法（译音法）和会意法（译意法）。
    针对翁文灏的看法，李仲揆在文中认为Carboniferous应译为“葭蓬纪”，而不应译为“石炭纪”，原因之一是世界上产石炭的时期，不限于石炭纪。他指明使用“葭蓬纪”的理由有二：“一则求与原音相符，一则以示当时植物繁盛之象”。
    1926年，秉志发表《中文之双名制》[20] 一文，作者认为所有生物的属名及种名要以中文原有字为宜，不可另造新字。当时有人说属名种名，可纯用西文，即采用各国通用的拉丁文，以求一律，不必再创中名。秉志驳斥了这种看法：“此乃无国家精神者之言也。门、纲、目、科等，皆有中名，属种二者，岂可缺乎？科学倘能在中国发达，中国之人宜用中文之名词。为中国人士计，为中国文化计，岂可舍本国之文字，而纯用他国之古文乎？中国科学家尽可博通欧洲文字，要不宜于科学上舍本国文字而不用也。”在当时我国科技落后的情况下，秉志这种观点是很准确的，因为若不这样，科学就不能讲中国话，这又将导致科学不能本土化。
    1933年，翁为发表《译事臆语》[21] 一文，作者强调，审订名词时，要重视前人译名，即“前人所订，宜广采纳，普通名词，已属用惯，非极粗陋，不宜轻弃”。他认为，若要新译，则有译意译音二法，即“有义可紬，有字可达，即为译意；本国无字，无词可拟，不妨译音；即或有义，宣达不易，从音为便”。他还提出译意的途径有多条：“或溯字源，或师六法，或比众文，取其最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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