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杨惟义发表《昆虫译名之意见》[22] 一文，作者认为：昆虫学名的翻译及其译名的统一是项迫切任务，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学术的推广，也有利于农事。但是，昆虫学名的翻译及其译名的统一也是项艰难的任务，因为无论是使用中国固有名词，还是译音、译意，均有困难：“译音感太长，译意常难确，且中国固有名词，及各地土名，理应采取，决不能数典忘祖，舍近求远，但此等名词及土名，散见各书，或散布各地，搜罗应用，殊非旦夕之功。查吾国虫旁之字，仅有千余，古名亦不敷用。”
为了解决此等困难，作者提出如下原则：（1）竭力采用中国固有名词。如有多数古名，则择其最先或最确切通行者而用之。（2）如无固有名词，则采用土名。若有多数土名，则择其最确切或最通行者而用之。（3）若无古名及土名，则可译意。（4）如遇地名、人名、或其他原意难以查悉的学名，尽可仅译其音，而加以虫字旁。如遇原名太长，则可仅译其首字一二音，不必全译，以免笨拙。从文中可看出，作者在（3）中提出的译意，实际上既指译意，又含造字。
1940年，陈世骧发表《昆虫之中文命名问题》[23] 一文，作者也提出，在翻译方法上，有应用固有名称和增设新名词两种，后者又分为于固有名称上加识别语和创造新字两种。和杨惟义相比，陈世骧有所进步，他指明新字不宜创造太多。
当时很多研究者都指出，翻译科技术语时，应该先看中国是否有相应的名词，或是否已经有了相应的译名，若有，则应用。当然，不能一味地服从前人，要考虑到已有译名本身的科学性，该改正的就该改正，正如张鹏飞所言：“学术至广，名词至多，学术之进步无疆，名繁衍不已。所以名词决非一次所能制定，其制定者，亦未必能一成不变。”[24]
在《科学》名词论坛上，发生过是服从已有译名还是改订译名的讨论。比如前面说到的翁文灏和李仲揆。翁文灏提出，科技术语的翻译，要“从先从众”。李仲揆则认为：译名有修改的必要，从先从众为通例，修改为特例。
此外，钱崇澍、吴元涤等则为具体的植物学译名要不要改订进行了讨论。
1917年，钱崇澍、邹应萱发表文章[25]，商榷了几个植物学译名，作者认为“雌蕊”（英文作pistil，植物构造学谓之macrosporophyll）应改译为“大蕊”，“雄蕊”（英文作stamen，植物构造学谓之microsporophyll）应改译为“小蕊”。他认为原译名易导致误解：“雌蕊”、“雄蕊”两译名的产生，与误以雌蕊（大蕊）雄蕊（小蕊）为雌雄生殖器官有关。但蕊系属于胞子体的器官，胞子体无雌雄的分别，不得谓之为雌为雄。“雌蕊”、“雄蕊”易导致初学者的误解。
同年，吴元涤撰文[26] 表示反对，他认为，雌蕊雄蕊确可认为是高等植物的生殖器官，“雌蕊”、“雄蕊”两译名习用已久，细绎其意，并无谬误，似不必拘泥于语源，窜改为大蕊小蕊，以事纷更。而且植物学上与两译名相关连的名词甚多，如果尽行改变，则难免会产生支离破碎的弊端。
同一期上也有钱崇澍、邹树文的辩驳文章[27]，他们坚持改订。他们承认如果不是必要或避免发生混淆，科技译名不应另易新名。不过，他们认为我国科学尚在萌芽时代，各种名词虽有旧译，然推行未广，为时又浅，严密考订，正是时候。
在具体科学名词的翻译上，是沿用旧名，还是改用新名，确实是难以贸然决定的。沿用旧名能够保证科技知识传承的稳定性，但并不是每个旧名都是妥当的，遇到这种情况时，就得考虑改用新名了。从原则上讲，应坚持沿用旧名，但旧名实在不妥当时，就得改用新名。
概括起来，《科学》名词论坛上的文章，认为科技术语翻译方法大致是：第一步，沿用固有名词或已有译名，如固有名词或已有译名实在不妥，或两者俱无，新译；第二步、译意；第三步，译音；第四步，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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