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中和融通。中和融通即兼融并蓄、和谐共处、融合化一、贯通一体的宽和精神。道家鼻祖老子可以“不争”为德,儒家之宗孔子以“无所争”为君子,道家与儒家这两个历来被视为相逆的思想大家,在宽容亲和精神上却如此一致,足以说明中国文化的中和融通精神。
二是刚健有为。刚健有为体现的是一种自立自强、更生不息,繁衍发展、奋力向上的精神。大禹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为后代子孙树立了励精图治的表率。孟子提倡大丈夫气概,主张养浩然之气,堂堂正正地做人。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做人准则,已成为中华民族内在气质的标志。宋代文天祥抗击元兵,被俘拒降,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而慷慨赴死。
清末志士谭嗣同义不避死,以血醒民。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精神的其实写照。
三是崇朴求真。崇朴求真是一种追求实真,探究本根,身体力行的精神。中国文化崇尚质朴,鄙视浮华,贬斥虚妄。道家尚朴,儒家尚诚,二者立论不同,却殊途同归,都表现出一种纯朴敦厚、平实诚信的本色。
二、在构建和谐铁西中大力弘扬传统文化
(一) 提高全民文化意识
1. 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文化对社会发展既具有导向作用,又对维护社会形态具有规范和调控作用;既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凝聚作用,又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驱动作用。
(1)文化对社会变革具有导向作用。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本质上不只是对现行社会的肯定和支持,而且包含着对现行社会的评价与批判,它不仅包含着这个社会"是什么"的价值支撑,而且也蕴含着这个社会"应如何"的价值判断。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于封建制度在华夏大地的建立,文艺复兴运动及其随后的新教改革运动之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推行,新文化运动之于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动,无一不体现着文化力量的强大作用。因此,人类历史上新的制度战胜旧的制度,文化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2)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调控作用。如果说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新的体制代替旧的体制的过程,是社会处于非常状态的表现,那么,新的制度、体制建立后,社会在一定秩序中运行发展就是社会常态的表现。由于社会是人的社会,而每个人所处的环境、自身素质和精神物质需求又不尽相同,所以常态中的社会仍然会存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矛盾,而且还存在人自身的情感欲望和理智的矛盾。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妥善解决,这个社会的常态就会被打破。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人们解决这些矛盾常常采取多种手段,而依靠文化的力量去化解这些矛盾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方面。这是因为,法律、理想、道德、礼俗、情操等文化因子,内含着社会主体可以"做什么"和"哪些不可以做",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那样做"的意蕴。所以,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种种矛盾,就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的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通过有说服力的、贴近民众的方式,将真诚、正义、公正等文化因子潜移默化地植入民众的心田。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3)文化对社会稳定具有凝聚作用。文化虽然说是属于精神范畴,但它可以依附于语言和其他文化载体,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环境,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产生同化作用,为他们的价值观、审美观、是非观、善恶观涂上基本相同的"底色",也为他们认识、分析、处理问题提供大致相同的基本点,进而化作维系社会、民族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从中华民族过去几千年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国内各民族虽迭经战乱离散,却仍能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终形成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比拟的高度统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同的文化传统、国家统一的理念已深深融化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今天,中华民族要最终完成统一大业,除了要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以外,还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努力增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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