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大同理想是和谐社会构想的思想萌芽，而构建和谐社会是大同理想在新的现实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尝试，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文化传承关系。人所共知，儒家伦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最大。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于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从而创造和谐人际环境。他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是说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才称得上君子。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他还指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还提出了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实现社会和谐的道德准则，提出了建设大同社会的远景理想。正如（《礼记·礼运》）所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给人们描绘出了一幅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和谐社会。古人所设计的这种和谐社会，当然不能和我们今天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比，但它作为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和追求目标，始终引导着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追求以人际和谐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发展目标。
第三，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和谐共处，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说：“百姓昭苏，协和万邦。”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提出“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主张“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中国古代三国时诸葛亮的“七擒孟获”，汉武帝时的“昭君出塞”，唐太宗时的松赞冈布和文成公主，都是“以德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的典范，成为千古佳话。
2、儒学思想对建没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中，“教”就是儒教，就是儒家文化的教化，其具体体现就是儒家经典。中国传统思想始终强调伦理中心和道德至上，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如何使社会稳定有序是他们追逐的重要目标。为此，他们围绕着使人如何“做人”，设置了一系列的社会成员行为规范，而且逐渐将其系统化并上升为教义礼仪。应当说，这些思想中处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之光和对高尚人格的不懈追求，对社会发展和人性进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如：孔子提出的“仁”，则包含着孝悌慈、克己复礼、爱人（仁者爱人）和忠恕等积极内容；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是一种刚直强大、令人仰慕的大丈夫精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表现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在此思想熏陶下，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高尚人格，为后人仰慕并成为其榜样。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主观自觉。就孔子而论，“仁”是其思想的核心，也是它推崇的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和最高道德准则，“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而要达到“仁”，却主要又是靠人自觉，要人们按照“礼”的规范去行为，“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这一基本特征使传统文化特别重视成员道德素质的培养和建设，也有许多关于道德修养的说教。诸如：
1）爱国主义。在家天下的思想传统之下，以孝悌为中心的修身信条和道德准则，自然会演化为忠君爱国的政治准则，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而中国人也因此具备了悠久而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形成了民族的浩然正气。试看中国历史上，大到王侯将相，小到一介草民，都曾书写过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在国家利益受到危难之时，总是义无反顾，直至杀身成仁、舍身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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