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仁义至上。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道德要求（如仁义等）潜移默化在社会环境中，并教导社会成员为了不违背这些道德信条，可以不惜其生命。有杀身以成仁，却无求生以害仁。这样一种传统，使国人往往有着为信仰（非出世的宗教信仰，而是入世的世俗信仰）而献身的殉道精神。就义利关系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先义后利，以义统利，“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等。
3）正己求仁。前面曾经提到，儒家思想特别强调依靠人之主观自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益求精，达到“仁”的境界。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之下，中国人有着比较强烈的正己求仁精神，注重自我约束，注重自身道德素养的提高。
4）以己推人的契矩之道。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很多“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教义。曾子就这样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依照朱熹的解释，“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以上均见《论语--里仁》）。由此就可看出“恕”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正是一些这样的思想传统，使中国人较富有同理心，善于理解别人，也善于从自我做起。
5）慎独自觉。与前面几种精神相匹配，国人也有着较强的慎独自觉精神。欲求仁，强调的是诚意，是通过自觉，因此就必须慎独。这就是所谓“诚于中，形于外”。曾子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这就是从反面教导人们要慎独自觉，不要人前君子，人后小人。
6）笃行实践。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皆言行之难和应当力行之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更是将“行”看作学问思辩的归宿和目的。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十分注重实践。传统概念中的“行”主要是要身体力行，要实践自己的信念和准则。这与相应的道德教条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社会化机制，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均起到很大作用。
7）谦虚。谦虚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孔子曾对子产说，君子之道有四，而“其行己也恭”（《论语--公冶长》）是处在第一位的。“有余不敢尽”的谦谦君子，在我国传统中一直是人们心中的楷模。
8）自强不息。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崇尚那种自我超越、不断进取的品质，那种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的意志。古人推崇的那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见《大学》），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孕育了中华民族自信、自尊、自立、自强的坚强精神，使我们拥有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动力。
同时，作为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把守信视作基本的“为人之道”、做人的必备品质。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儒程颐说：“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朱熹也认为，诚信是做人立德的根基，是人格修炼的起点。一个人不诚实守信，缺乏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就会在社会上四处碰壁、孤邻寡朋，甚至无法安身立世、做人成事。诚信素质是人的最基本的素质，诚信道德是一切社会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我们每个人要完善自我，立足社会，必须从讲诚信做起。
在现代文明社会，诚信已超越了个人道德修养的范围而进入“公民道德”的领域，由一种自发的“私德”变成了建立在现代公民意识之上的自觉的“公德”，由一种境界追求的“圣德”回归到每个公民必须遵守的“常德”本位。也就是说，现代诚信已成为一种要在全社会普遍确立的公民性品格。无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人，要当一名合格公民，都必须自觉做到有章必循、有诺必践，以诚为本、以信立业，用诚实劳动获取合理收益。与此同时，诚信成为公民道德普遍的要求，必然会扩大其建设的覆盖面，使诚信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贯穿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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