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7)

　　第三，建立适合我国社会和当事人需求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了更好地利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需要在提高其质量和能力的同时，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能和价值，认识和改善其不足和弊端。例如；仲裁的高成本、复杂和高风险导致的低利用率；民间调解机构及其工作的莠美不齐；协商调解达成和解的困难以及反悔率高；劳动仲裁后起诉增加、调解率降低等等。此外，腐败、职业道德自律差、法律不健全以及复杂的社会环境，也容易使脱离监督的ADR隐含着较大的风险和错误成本。因此，当前需要特别注意公平与效率的结合，在强调法院对ADR的尊重的同时，应保证对其处理结果的司法审查和监督，使当事人有机会获得司法救济。应充分注意我国各地方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不平衡，在实践和发展中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在制度和程序保障不健全的条件下，应慎重采用强制（即前置性）ADR，以避免在当事人不服时反复申诉、上告，导致纠纷的久拖不决。与此同时，社会应大力提倡合作、协商和诚信的理念，创造有利于ADR运行的社会环境。应该注意通过各种非诉讼机制的优势吸引当事入的偏好和选择，强调其不同于诉讼的各种程序利益和特殊价值。例如，村居委会调解对习惯和人际关系的关照，行政调处的专家优势和高效率，以及ADR固有的程序利益，如快速、便利、常识化、非对抗性、保密性等等，唯此才有利于发挥ADR的作用。
　　目前，我国以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初见端倪，但民间性与行政性ADR的功能和分工上仍需要继续进行整合，以最终实现司法调解（包括审前和诉讼中的社会化调解）与行政、民间性ADR的衔接与互补机制。在ADR的建构上其大致框架应该是：在价值取向或功能上，一端是社会自治取向，另一端则是法律服务和司法利用取向；在运作方式上，分为公益型和市场型两种基本类型，而中间不同层次的社会或行政性纠纷解决机构，则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多种选择和利用司法的途径。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中一部分可能会逐渐消亡、衰落或重构，每一种机制的利用率也会呈现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决定这些变化的，包括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各种权力之间的博弈和竞争、国家的资源配置和社会公众、当事人的选择，其中效果、成本效益、价值、利益等等都是不可否定的因素。纠纷解决及其机制的形成，永远是一个实践先行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目前仍应该充分鼓励各种积极的实践和尝试，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则应尽早通过法律确定其基本原则，以及每一种具体制度、程序的地位、组织形式、人员构成、基本程序、效力、相互间衔接及司法审查的方式和程序。
　　毫无疑问，纠纷解决仅仅是社会治理的一个环节，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更需要依赖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保障，需要有健全的法律与司法公正的保障，需要在社会自治与道德诚信的基础上实现。然而，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无疑会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科学治理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标志，而司法机关则能够成为建构这一机制中的决定性力量。 
 
 
 
注释:
　　关于纠纷解决与ADR理论研究情况，参见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章。必须指出，由于世界各国ADR的起源和传统完全不同，其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无疑不能对所有非诉讼机制的性质和功能一概而论，尤其不能将我国传统的调解简单地等同于美国的ADR。
  　　（日）小岛武司：《裁判外纷争处理与法的支配》，有斐阁2000年版，第183页以下。其中前四个要素为美国学者所总结，而后两个要素则是其他国家的学者补充的。
  　　具体而言，“实体法可被分为三种：有关公共秩序的强制性规定、调整性规定和非强制性规定，它们全部与解决纠纷有关。与ADR相协调，必须不违反强制性和调整性的规定。然而，如果合意是在清楚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由当事人达成的，则调停可以违反非强制性规定，因为非强制性规定应该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意愿不存在或不清楚时起补充作用。”（日本律师协会：“民事调停研究”，转引自小岛武司：《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陈刚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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