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7页以下。
以我国法官人数比例来看，恐怕很难说这种压力是真实且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法院的。一些基层法院的负担确实较重，但在不同地区压力很不平衡。部分压力则是体制和外部因素造成的（如冗员、干预和执行问题等）；部分压力则是可以通过诉讼程序和法院人事的合理改革得到缓解的。
例如执行中所谓“法律白条”问题，实际上把一部分市场风险转移到法院，与“地方保护主义”等体制性问题以及法院执行中实际存在的问题纠集在一起，严重地影响到了司法的公信力。
事实上，1990年以后民间调解和行政调处的衰落都与法院的政策直接相关，如果司法机关不承认ADR的效力甚至对其打压，ADR就不可能获得合法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同注[10]，第161页。
例如，很多改革方案都把调解和仲裁的公开化作为目标，以获取社会对其公正性的承认。某些改革建议甚至主张把仲裁设在法院。调解中的法庭化、对抗性、书面化、程序化的努力也非常明显，这一方面来自调解组织自身对合法性的误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回应社会的怀疑与期待。然而，这种趋势极有可能使非诉讼机制失去自身的特点、价值与生命力。
司法部近期正在推进《人民调解法》的制定。但是人民调解是否可以涵盖所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特别是行政性ADR的问题仍没有解决。而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或正在制定被称之为ADR基本法的综合性法规，阐明和确立国家对ADR的鼓励政策和基本原则。
范愉：“调解的重构——以法院调解改革为重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2、3期。
但是，如果法院内部的评价指标体系不脱离行政化，追求“政绩”、“效益”的动机仍可能成为一种利益，影响法院的立案、审判程序和司法政策。
例如，上海市长宁区政府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人民调解加以资金支持。参见范愉：“社会转型中的人民调解制度——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调解组织改革的经验为视点”，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8期。
见“枫桥经验”薪火相传——记诸暨市枫桥人民法庭，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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