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两难的深度案例分析(教学用底稿版)(5)

2.基本价值矛盾

自由、平等、博爱堪称现代社会价值“铁三角”；在现代观念体系中，没有什么比它们更具道德合法性和道德感召力。然而，在一些人看来，它们既非建构现代伦理秩序的坚实基础，也无法统合或通约其他诸多价值；它们不仅不是伦理两难的解决者，反而是两难问题的制造者。英国法官斯蒂芬（James F. Stephen）在其《自由·平等·博爱》（1873年）一书中，对当时流行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三位一体口号”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使人类结合在一起的内心深处的同情和无数纽带，是他们各具特色的性格和观念”，这会“在他们之间产生、并且必定永远产生持续不断的冲突，??他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本质的、永恒的冲突。”斯蒂芬告诫世人，这些口号“把各种光辉灿烂的前景呈现于人类集体面前”，仿佛只要废除人类行为的一切限制，“承认全人类实质性的平等，奉行博爱或普世之爱，就能发现通向这些前景的道路”，然而，事实上，“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政治领域中基本“善”之间不仅相互之间并不相容，而且会与人们所珍视的其他重要价值发生冲突。譬如，斯蒂芬断言，若让人人享有物质平等，把劳动成果集中起来养活社会，“你确实为平等和博爱赋予了十分明确的含义，但这必须绝对地排斥自由。经验证明，这不仅是个理论难题，也是个实践难题”；“权力先于自由，从本质上说自由依赖于权力，只有在明智而强大的政府之下自由才能存在”。该书1993年版的编者瓦纳（Stuart D. Warner）评价说：“自由是有秩序的自由，平等是法律之下的平等，而博爱则是一种与自由社会不相容的价值，这是《自由·平等·博爱》一书最重要的特色”。①

较之斯蒂芬，后现代思想对这些现代基础价值的分析更为透彻。“在这一[后现代的反思和批判]过程中，曾支配着现代政治疆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三重价值观的结盟，也未能逃脱严格的检查以及随之而来的责难。”②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说，“如果我们顾及政治自由，那么真和善只有自顾了”；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说“[如果]过多地顾及真和善，[将]导致政治自由的丧失，[而]真和善也未能多得”。这即是说真、善与自由之间存在内在的冲突。首先，无论是自由、平等抑或是博爱，都缺乏确定的、单一的理解，因此并非决断性的价值判断，而是充满歧义、矛盾的。（1）谈到自由，人们常问：什么是自由，积极的还是消极？什么样的自由，作为公民的自由还是作为消费者的自由？什么人的自由，贫困者受穷的自由还是富有者奢侈的自由？??在现代性中，“与科学和政治意识形态不同，自由并不许以任何确定性，不对任何东西做出保证。??在实践中，自由意味着经常暴露在矛盾性之中。这就是说，暴露在没有可决定的解决方法、没有简单明了的选择、没有未加反思的有关‘如何继续’的知识这样一种境况之中。”（2）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它的非决定性，“民主是某种持别惹人烦的玩意儿——你会不断地让那些最最令人讨厌的玩意儿搞得焦头烂额。它与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别无二致。一切肮脏都来自民主。”（3）平等？何

詹姆斯·斯蒂芬. 自由·平等·博爱 . 冯克利和杨日鹏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序.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Oxford: Polity Press, 1991. p272. ③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Oxford: Polity Press, 1991. pp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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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平等，绝对平等还是比例平等？什么样的平等，起点平等还是终极平等，机会的公平还是结果公平？什么人之间的平等，横向的还是纵向的，群体内的还是群体间的？（4）博爱？什么是博爱，爱所有人是否包括爱特殊的人？爱有差等还是天马行空？如何防止博爱成为父爱？??所有这些分歧和非决断性主张，都将引起人们“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其次，这些现代性视为基本的价值之间也存在冲突，并可能损害其他价值。在鲍曼看来，“无论政治设计者多么地努力，他们仍不断发现自己处在交替使用的境况之中，无法同时使用这三种价值观。他们发现自由与平等相冲突，只要另外两种价值观未能找到一种共存的方式，平等就不会尊重自由之梦以及德性不明的博爱。他们也开始认为——考虑到人类自由的巨大但却末被利用的能量——平等和博爱的目标将人类的潜能贱卖了。平等要将齐一性的前景(prospect of uniformity)远远甩在后面是不太容易的。博爱再经常不过地带有强制一致和强制要求的味儿：名义上的兄弟姐妹必须在一个公认的共同事业的名义下牺牲自己的个体性。” 事实上，博爱的口号常被解释成为对牧师般权力的实践，成为对另类生活方式的强迫性干涉，成为对齐一性的坚持，成为将一切差异界定为弱智、偏差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标志。 （二）直接成因

现代社会终极善和基本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构筑了现代伦理两难的基调。它们一方面体现为行政哲学层面的悖论，同时，又为奠定了操作层面的行政伦理两难的“底色”，并具象化为行政伦理两难的直接原因。概括地说，行政伦理两难的直接成因主要包括两类、三种：客观原因（规范层面的、资源方面的）和主观原因（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1.资源限制

一般地讲，相对于诸多的行政目的、价值和义务而言，任何政府的行政资源（包括人力、财力、时间、空间、行政能力等）都是有限的。这常常导致行政行为人无法同时充分履行他们本应履行的却又不相容的行政道德义务、无法同时实现理应同时实现的诸种不相容的价值，从而引发行政伦理冲突。我们把这类行政道德义务冲突称为事实上的行政伦理两难。通常情况下，由于这种原因带有客观性，所以由其产生的行政道德义务缺损和价值损失所引发的道德焦虑或指责较为轻一些。前文在讨论事实上的行政伦理两难时，对此已多有论述，恕不赘述。

2.规范竞合

任何国家的公共行政都受到多重制度规范的约束，主要包括由政府权威制定的伦理规范（法令和纪律）、有说服力的道德理论、政治或行政惯例、社会（角色）期望等类型，每一类规范本身又包含多重规定。倘若这些制度规范在逻辑上和内容上相互冲突，就会引发规范上的行政伦理两难。具体而言，行政伦理两难的规范性成因包括以下几种情况：首先，不同类型的规范可能会提出不相容的行政义务和行政品德，譬如，政治惯例要求对领导的忠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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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Oxford: Polity Press, 1991. p272, p275.

行政伦理规范要求行政主体超越狭隘的忠诚转而对宪法和公共利益负责。其次，同一类型不同种类的规范也可能会对行政行为人提出相互矛盾的义务和品德，譬如，对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最具影响力的两大伦理理论——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各自主张的价值常常针锋相对：功利主义以“福利总量最大化”作为最高原则，而自由主义则强调自由至上和权利的绝对不可侵犯。社会各界对“仇和式治理”的争议基本上可以看作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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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同一实践的不同道德评价路径或思维方式也会引发行政道德冲突和伦理两难。

最典型的就是后果论和非后果论之争。后果论坚持以行为的结果作为判断行为是否道德的依据，一切都看后果，而不管行为的动机如何：如果某行为导致了好的结果，即使是出于不良的动机，也应该肯定；反之，出于善良的动机，但行为最终产生了不好的后果，则应该予以否定。与此相反，非后果论只根据行为者的动机来进行道德决策和道德评价，所以非后果论又被称为动机论；对于非后果论者来说，较之好的行为后果，正当的程序、原则和义务更为重要，因此有时又被称为道义论。后果论与非后果论之间的伦理困局是许多庸官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也使我们对一些行政行为莫衷一是。譬如，1997年5月，福建省莆田市地方税务局发出通知,凡在莆田市的高消费行业（诸如酒店、歌厅、舞厅、卡拉OK厅、美容院、桑拿厅等）中从事陪舞、陪酒、推拿按摩等高收入的服务人员，均要缴纳每月不低于100元的个人所得税。当地的有关领导认为，向“小姐”征税可以达到两个效果：首先，可以调节社会分配（这些小姐月平均收入为3000到4000元人民币，远远超出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其次,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有一位领导则说得干脆直接——这比让它不合法地存在，政府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利益要好。②显然，地方决策者秉承的是功利主义后果论，但社会舆论却对其行为本身的正当性和合道义性进行了批判。

各种制度规范间的不相容不仅会导致行政伦理评价冲突，而且还会导致行政伦理作为的两难。但仅制度规范的价值主张差异还不足以产生行政伦理冲突，只有当这些主张各异的规范间存在竞合时才可能导致行政伦理冲突。所谓规范竞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规范的构成要件（如指涉对象、价值主张等）存在全部或部分重合的情况。根据竞合的逻辑关系，规范竞合可以分为两种：相容的竞合和不相容的竞合。不相容的竞合是指竞合中的各个规范的价值主张（义务主张和/或品德主张）彼此排斥，在逻辑上不相容（如同 A 和非 A 的关系），由此导致它们共同指涉的行政行为人处于伦理两难之中，或在各方支持者之间形成行政道德争议。

上面讲的主要是那些有据可查、成文的规范（法律条文、理论文本）。现实行政生活还受到许多不成文的道德观念和“潜规则”的影响。这些观念的成因比较复杂，可能来自于法律规范或/和理论学说的潜移默化，可能来自于组织传统、习俗惯例，还可能是行政行为人自身的经验教训。它们没有写在纸上，但却铭刻在心里、镶嵌在行政实践中，是一种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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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成. 治理理念的交锋：解读“仇和式治理”之争[A]. 李春成主编.观念与治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4-73. ②

方三文. 向“公关小姐”’征税. 南方周末，1997-09-05.

的逻辑，对于行政行为人的伦理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的现实的、行动中的行政伦理与权威的、正统的行政伦理规范处于某种竞合关系之中。当它们主张的价值各不相同甚至不相容时，就可能引发行政道德冲突。让道德理想家痛心疾首的是，道德层次常常（如果不是总是的话）与道德行动力成反比：道德规范层次越高，其现实约束力就越低，行动力越弱。

3.主体因素

行政伦理两难既是一种价值观念悖论，也是一种行动选择两难。无论是何者，它都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离开行动主体，制度规范冲突和资源能力有限都不足以产生两难。事实上，正是主体主观因素的介入，使得行政伦理两难呈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不考虑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何从理论上讲本应出现的伦理困局但实际行政行为人却毫无感知？为何身处类似的情形中，有人感到伦理两难，而有人却没有？为何面对同样的伦理两难，不同的行政主体会有不同的反应？当资源约束非常刚性、规范间的不相容竞合非常激烈时，主体因素或许可以“忽略不计”。但这并不是说主体因素不存在，只是说主观因素没有发挥显著作用。如果主体不认同或根本没有意识到与其既有价值观念相冲突的其他主张，或是主观地构建出其所认为的某种价值秩序，就不会陷入行政伦理两难之中。因此，行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是行政伦理两难的转换枢纽。

主观能动性的基本含义是指人们在观念活动或实践行动中具有某种自主选择性。主观能动性的讨论涉及人的活动的各个方面，内容和表现形式也极其多样。就行政伦理两难而言，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发挥作用：（1）对价值规范的选择性感知和认同。受到主体个体的（如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水平、成长历史、个性等）以及社会的（如家庭、亲戚朋友、工作单位、社会群体、政治派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所接触和掌握的价值规范（包括法律条文和理论学说）不尽相同，所认同的价值主张也肯定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冲突。试想，如果某行政行为人从未听说过什么非后果论的价值主张，它又怎么会陷入后果论与非后果论的道德冲突之中呢？如果某行政人只接受过集体主义教育并视其为绝对真理，又怎么能指望他认可个体主义价值观、在特定行为选择中产生伦理两难呢？唯有当行政行为人同时认可那些不相容的制度规范时，它们才可能使其感到行动选择两难。但这并不是说所有行政行为人的单向度价值选择就能杜绝行政伦理两难。除非整个社会只有一种价值主张，否则，单向度的价值选择不仅不能避免而且很可能加剧社会道德冲突；只不过这种冲突不是同一主体内部的，而是不同主体之间的。（2）对价值规范的选择性运用。或是出于认识的片面或偏差，或是故意的曲解，行政行为人可能运用一些价值规范为自己的行动选择提供依据，并反驳那些批评性的价值主张。譬如用动机论开脱自己的决策失误责任，用后果论价值观（如地方财政收入）为自己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辩护。（3）构建自己的价值秩序，避开行政伦理两难困局。譬如，在“仇和式治理”实践中，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相对于公民权利和自由就具有占优的地位，从而主观地绕开了自由主义主张的抗衡。（4）建构角色秩序，缓解甚至避开角色冲突。每一行政主体都有多重身份和角色；行政行为人在角色认同过程中，

或可按照某种标准，构建某种“显著性等级”（Salience Hierarchy），分配其角色投入（commitment）①，以此应对多重角色规范或义务可能引发的冲突和两难。譬如，韦伯式的典型行政人会把“组织人”的角色凌驾于其它角色之上，把组织的价值（观）奉为之上。（5）努力提升公共治理能力或增加行政资源，尽量缓解“事实上的行政道德义务冲突”。此外，通过恰当的思想政治工作或其它补救措施，也能缓解行政伦理两难的社会后果。

行政伦理两难中的主体因素双重功能表

规范认同 陷入行政伦理两难 平行认同多重相互冲突的规范 摆脱行政伦理两难 主观上将不同规范进行优先性排序 拒绝认可与己有规范相悖的规范 价值认同 平行认同多重相互冲突的价值 主观上将不同价值进行优先性排序 拒绝认可与己有价值观相悖的价值 角色认同 平行认同多重身份角色 主观上构建某种“显著性等级”，分配其角色投入 能力建构

由于上述直接的和深层的、具体的和整体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现代行政道德推理和价值选择常常是非决定性的，人们在什么样的决定是正确的、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之问题上存在分歧、争论和冲突。生活在社会急遽变化、新旧道德并存、价值多样化的当下中国，伦理两难将是是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放弃决策、一概地行政不作为。行政必然要求选择、要求行动。如何看待和应对行政伦理两难、创造性地走出困境，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客观性两难因素非常刚性，主观能提升公共治理能力或通过其他补救措施，动性无能为力 缓解事实上的行政伦理两难 ①

角色投入表征着认同的显著性，认同的显著性影响着角色行为。Stryker & Burke.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n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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