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两难的深度案例分析(教学用底稿版)(7)

因为个案是特殊的，不具备普遍性。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实际上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有机复合关系变成了二元对立关系。事实上，任何个案有其特殊性的同时也蕴含了其所属之类的普遍性，个案现象的发生有其特定的环境，也有其广泛的社会大背景。因此，我们认为，适度地提升个案分析的广度是合理的。但也不能过分地夸大个案分析结论和启示的普遍适用性。关键在于分析者如何把握好这个度，以及从什么角度去提升分析的立意和适用性。

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活动：案例选择和案例分析。要进行行政伦理两难的深度案例分析，首先要能找到蕴含行政伦理两难的案例。所谓的个案，是相对于其他个案和整体而言的，它可以根据以下标准选定：某特定时间段（相对于其他时间段和长时间段而言），某特定空间（相对于其他空间和全域而言），某特定行动主体（相对于其他行动者和整个人群而言），以及某特定事件（特定时空范围内特定主体之行动）。案例的选择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它要求研究者有较好的行政伦理知识储备和理论敏锐性；唯有如此，当研究者不经意从电视、报纸、网络、聊天或其他渠道得知某个公共管理事件或公共决策时能意识到其中的道德价值冲突和伦理两难。有时，即使发现了某个含有行政伦理两难的个案，但若发现很难对它进行有深度和广度的阐释，也不能用于行政伦理深度案例分析。除非有条件和能力自行设计社会实验模拟产生一些行政伦理两难情景，否则，通常情况下，好的行政伦理两难案例基本上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案例的选择和理论分析意图其实是一种复合互动关系，我们常常根据深度理论分析的可能性确定是否能选用某个案例，反之，我们也可能受到案例素材的启发开启某种行政伦理两难分析。据此，我们可以把案例分析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所谓的扎根研究（grounded research），即研究者事先不带任何理论框架和理论预设，在没有假设的情况下收集资料，并由事实材料提出研究主题、形成分析框架；第二种是应用性研究，即研究者在接触案例之前，对已有的理论已经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并立意寻找实例来验证或/和批判现有的理论。这是理论上的“典型类型”抽象，实际的情况往往较为复杂和艰难。笔者近几年的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得出的经验是，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的实际过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为现实实例并非按照研究者试图应用的理论而存在和演绎的，它有自身的偶然性和自在性逻辑。幸运的情形是：遇到一个好的案例之后能顺利地找到恰当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或者是，事先设计好的行政伦理两难框架恰遇相当契合的案例。成功的常态是，我们需要对那些蕴含行政伦理两难的素材进行反复琢磨、尝试运用不同理论视角，并进一步搜索材料，最后，如果幸运的话，才能审定一个恰当的分析框架。失败的常态是，某案例乍看觉得有行政伦理两难的内涵，但却无法深入分析最后只能放弃，或者是，事先理论上构建出的行政伦理两难框架找不到适当的案例。

在初步选定案例之后，我们要做的是，一边构思案例分析框架，一边继续搜集一手的和二手的案例素材。这两种活动可以、实际上也是同时进行的。从事后的逻辑上讲，首先要有对个案事件尽可能全面的了解，尤其要搞清楚一些关键的材料和评论，并根据理论分析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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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对素材进行整理，形成诸如“案例简介”之类的篇章。然后，我们要构建一个合逻辑的、恰当的分析框架。恰当的分析框架既要清晰地展示案例所涉及的诸种行政价值冲突，同时还要有足够的案例素材的支撑。融入案例分析部分的，既包括主要案例素材，也可包括一些辅证案例素材；既要引证直接涉及的行政伦理理论，还要注意引用故事当事人和旁观者的话语和观点及其所采用的论据（包括规范性和事实性的两类）。也就是说，案例分析部分既要有合逻辑的论点-论据内部构架，还要有各种观点及其论据之间对话框架。后者尤其重要，否则，就不足以形成道德争议和伦理两难。有时，从搜集到的素材中能梳理出比较完整的各种价值主张及其论据的内部框架和外部对话框架，整理后能够直接成文。但据笔者的经验，这种情况如果不是没有的话也是非常少见的。常见的情形是，我们既要根据分析主旨的需要，构建出一到多组相互冲突价值主张（观点），同时还要从案例素材之内和之外为它们寻找恰当的规范性和/或事实性的论据。稍微好的一点情形是，素材中已有某种论点-论据框架了，但它需要我们从分析主旨的需要，或者换个角度表达观点，或者把它们的提出观点的理论高度具体化或抽象化到恰当的分析层面。

因此，不管研究者本人持何种观点，至少在分析的过程中他都应抱着自由－多样性－宽容的态度，构建出一个自由的对话平台（分析框架），为主题所涉的各种观点提供平等的表达机会，并尽自己的知识所能为各种观点提供支撑性论据，以使它们能够充分地对话。这样做的前提下，作者可以表达自己对各种价值主张及其论据的合理性、逻辑性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可以发表对整个事件的总体看法；可以“各打五十大板”，也可以有自己的倾向；可以只是扮演各方观点及其论据的转述者，也可以充当“挑拨是非者”——揭示它们表面和气背后的冲突，还可以（如果有可能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充当斡旋者和调和者——指出冲突各方的一致之处。当然，作者完全可以选择保持静默。

在主体分析之前（导论部分），建议从较为高深的立意提出问题；在主体分析结束之后（结语部分），可以考虑做些引申性的思考。

根据前述分析，本书采用的典型分析框架如下：

? 引论：提出问题 – 在一个较为宽广和深厚的基础上立意 – 独特的视角 ? 案例简介 – 根据分析的需要整理案例素材 ? 案例分析 – 构建一个有条理、合逻辑的分析框架 – 基于案例素材，展开分析 – 观点回顾、对话[与理论对话＆与既有观点对话]、分析 – 提出观点 6

? 结语 – 回应、总结、引申 （三）整体框架

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笔者深度分析了如下12个行政伦理两难案例。 表一：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一览表

导论 行政伦理两难的概念、类型、成因，以及应对的基本态度 公务员应对不当命令的伦理两难 行政职业道德两难 “深喉”的忠诚冲突及其道德争议 官员下海的道德争议与伦理困境：败德风险下的择业权利 当前我国公务员权利诉求的现实困境与理论争议 德vs.才：干部选拔中的争议与两难 孝行之于官德：公德与私德间关系的案例分析 公共管理地方政府环保部门职责履行中的两难 伦理两难 “110”的伦理两难及其道德争议 公共利益的必要性与不充分性：个案分析 “为民做主”：观念上的争议与决策中的两难 公共治理哲学悖论 现代主义vs.后现代主义：对怒江争议的一种解读 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交锋：解读“仇和模式”之争

逐个地写好上述12个案例分析之后，笔者却苦于无法找到一个文件柜（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总体框架）把它们合逻辑地分门别类。然而，这又是现代理论理性的基本要求。于是，我开始阅读大量有关伦理类型和道德冲突的文献，以求能够对行政伦理两难进行分类。在萃取他人思想和行政伦理两难现实素材的基础上，我们从多个角度对行政伦理两难情景进行了多种分类和命名（见前文“行政两难的类型”）。坦白地说，这种命名/分类活动的完成之初我感到了本人近来少有的理论成就感，满以为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多种分类就能形成本书的总体框架。然而，当我写完前面各部分的内容后着手这一工作时，却发现自己有意无意地陷入了鲍曼曾经剖析过的现代分类的矛盾性（ambivalence）之中了。

“分类意指分离，分隔。它意味着，首先假定世界是由各具特点、互不相连的实体所组成；然后假定每一实体各有一组自己所归属的（并因此使自己与其他一些实体相对的）相似或相近的实体；最后将那些独特的行动模式与不同的实体种类联系起来（某一特定行为模式的唤起成为该种类的操作性定义），通过这一方式使假定成真。” 现代理性总是试图通过语言的分类/命名功能将其自身区别于随机性和偶然性，“赋予世界以结构”。然而，现实情景并非按照理性逻辑发生和展开的，“情境或是不同于任何用语言区分的类别，或是同时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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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类别”，这就是鲍曼所谓的“矛盾性”，它是“一种语言特有的无序，是语言应该发挥的命名（分隔）功能的丧失”①。鲍曼的现代性－矛盾性理论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揭示了现代理性的无穷困局和两难。“困局”在于，分类旨在提供秩序然而却导致了矛盾性无序的产生（目的自反，或目的与结果的背反）。用鲍曼的原话讲，分类是为了“语言的命名分类功能把对矛盾性的防范作为自己的目的。行为是通过类别划分的匀整性、定义边界的准确性和客体归类的明确性来衡量的。然而，这类尺度的运用以及它们所监控的活动的进展是矛盾性的最终源泉”。这一困局之所以是“无穷的”，是因为现代理性“对矛盾性的斗争既具有自身毁灭性也具有自身推进性”：“尽管矛盾性是源于命名／分类冲动，但是与它的斗争却只能通过更加准确的命名以及更加精确定义的类别来进行。这就是说，只能通过那种对世界的分离性和清晰性提出更加严格的（反事实的）要求并因此产生更多矛盾机会的运作来进行。所以，对矛盾性的斗争既具有自身毁灭性也具有自身推进性。”②

鲍曼把现代理性的命名分类功能及其矛盾性问题上升到了社会哲学高度和现代社会广度。本书总体框架的设计可算是其沧海一粟。我竭尽所能对行政伦理两难进行了分类和命名，提供某种行政伦理两难的话语秩序。其理想目标是构建“一种包容一切文件的、宽敞的文件柜”。然而，当我试图据此构建出本书总体框架、目录时，却发现它并不完全可行：任何一个行政伦理两难实例中都包含了二种甚至更多种的两难分类，即很难用前述多种分类中的任何一种构建本书总体框架，而如果采用两种甚至多种分类标准，又存在逻辑不一致的问题。此外，我还发现，行政伦理两难实例中常常会有无法用前述分类所包含的一些内容，即分类之外的“残余物”（“弃物”）。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性”，核心原因是，案例并非由我按照既定分类标准“选择”的，研究脉络也非按照既定分类标准创设的。如前所述，行政伦理两难案例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作为研究者，我有选择用还是不用、以及如何用某个实例的权力，也有权对案例素材进行取舍，但我更重视的实例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冲突和伦理两难，蕴含一些新奇的道德冲突者属上等案例，绝不会因不符合既定分类标准而割舍。对于那些蕴含有研究价值的案例，我要么采取扎根研究方法，遵循个案的偶然性和自在性逻辑开发其行政伦理两难意蕴，要么采取理论应用型的路径去设计框架，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无论如何都不是也没办法根据某种统一的分类标准去做，因为这样几乎不可能作出一、二十万字的研究成果。

面对这种困局，有四种选择：（1）执著追求更好的分类文件柜；（2）将既有分类中的一种设为分析框架；（3）采用某种较为广泛的、分类标准逻辑不严谨的框架；（4）放弃构建整体分析框架，采用无框目录（如表一）。显然无法选择第一种，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我委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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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页。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页。 ③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页。 ④

“弃物”是鲍曼批判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说：“弃物的生产（因此也就是对弃物处置的关注）和类别系统以及秩序设计一样地现代。杂草是园艺工作的弃物，陋巷是市政规划的弃物，异议是思想一致的弃物，异端是正统的弃物??它们之所以被废弃，是因为它们公然蔑视类别系统，破除网格（grid，二分分类）的整洁性。”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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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已经黔驴技穷了，三是继续的努力或许可以发现能解决现有的问题的方案但它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如此，难逃“无穷的困局”之命运——“正是这种文件柜的非可行性使得矛盾性不可避免。也正是对建构这样一种文件柜的执著追求使得矛盾性层出不穷。”最后一种方案是个不错的后现代选择，用无框目录可以避免任何一种框架所产生的矛盾性和局限性。但又似乎无法向现代学术理性交差，所以留给读者自己去用。也就是说，读者可以不要理会我给出的框架，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思考和运用。第二种选择是现代性的明知故犯，不符合本书研究所倡导的后现代性态度。强行去做这种选择需要做两件事，一件事是如同对矿石筛选和分类，将既有相对完整的一个个案例分析碎片化，萃取其中能够分门别类的要素予以归类；第二件事，就是仍痛割舍那些无法归类的行政伦理两难。第三种选择其实仍有现代性的（分类）意图，但它体认了伯林的规劝：“步出困境之路存在于某种逻辑上混乱的、可变的甚至是含糊的妥协”。②再三权衡之后，我决定选择第三种方案。把已经做出来的十二个案例分析分为三大块：职业道德类、公共管理类和治理哲学类。显然，我们很难为这三类寻找出一个严格的共同标准。逻辑上的含糊是步出两难困局的必要代价。

大致地讲，“行政职业道德两难”主要探讨个体公务员从事行政管理职业所可能遇到的行政伦理选择两难以及与此有关的道德争议。譬如，面对上级不当的命令，公务员应当如何抉择（案例分析 №1），当公务员对上级、国家法律、公众乃至全球利益的忠诚（义务）之间相互冲突时，他应当如何选择？又会引发哪些争议？（案例分析 №2），当官员个人择业权利与他对国家的义务之间的存在冲突他该如何选择？社会上针对官员下海的动机和后果的存在哪些争议？（案例分析 №3），公务员的权利诉求是否具有正当性，公务员是义务本位还是权利本位？（案例分析 №4）。 “公共管理伦理两难”主要指政府组织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价值冲突和伦理两难以及与此有关的道德争议。譬如，当候选人都不“德才兼备”时，干部选拔标准是应坚持“德”为先还是“才”为先？（案例分析 №5），干部的私人道德是其公职道德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抑或什么都不是？能否把私人品德（孝敬父母、关爱家人等）作为选拔和评价干部的硬性条件？（案例分析 №6），地方环保部门在履行环保职责时会遇到什么逻辑（规范）类和事实类的义务冲突？（案例分析 №7），“110”推行“四有四必” 服务承诺后会碰到哪些伦理两难和道德争议？（案例分析 №8），公共利益能否公共政策合理性的充分依据？它会受到哪些其他重要价值的抗衡？（案例分析 №9）。“公共治理哲学悖论”主要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探讨各种治理理念及其所依据的道德理论（规范）之间存在的“竞合”情形和价值冲突。譬如，“为民做主”式的执政理念在当代中国会遇到哪些观念争议与决策两难？（案例分析 №10），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中国公共治理中的存在哪些价值主张冲突？（案例分析 №11），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分别对公共治理提出了哪些相互冲突的价值主张？在当代中国公共决策中后现代性价值是如何挑战现代性价值、现代主义者又是如何回应和反击后代主义者的？（案例分析 №12）。如果不强求分类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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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页。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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