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干部与群众的关系
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农村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它关系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大局。这个关系处理好了,农村工作也就彻底活了。史来贺是如何处理干群关系的呢?。
史来贺说:“当干部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大家熟悉的党的宗旨。我认为,史来贺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是他能始终按照党的宗旨去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再谈党的宗旨早已经过时了。我的看法相反,党的宗旨不但不过时,而且还非常先进。现在不是讲党的先进性吗?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党的先进性,党与其它政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党是为广大群众谋利益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反复证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制约,受社会财富的有限性所制约,当干部的如果只为个人谋利益,或者始终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最后只能是天下大乱。正是总结了这个历史教训,马克思主义才提出,执政者要始终把广大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社会才会和谐稳定,才会又好又快发展。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没有人系统提出这个理论,因此,我们说这个理论是最先进的理论。
史来贺有个著名的“四个怕”,可以认为是史来贺实践党的宗旨的具体化。这“四不怕”是:“当干部要不怕吃亏,不怕吃苦,不怕作难,不怕得罪人。”史来贺说,没有这“四不怕”,没有这个执著态度,就不可能为群众服好务,就不可能当好干部。“四不怕”,不怕吃亏是排在第一位的,史来贺认为,当好农村干部,关键是这个。对于“吃亏”问题,史来贺有自己辩证的理解。他说:“当干部要有不怕吃亏的精神,才能干好,但是总的来说,当干部又没吃亏。你看,你带领全村人共同富裕,当大家都富裕了,干部不也就富裕起来了吗?”党要求我们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群众谋利益,并不是要干部永远都当穷光蛋,而是这样一套理论:当干部的先吃点亏,先让群众富起来,当群众都富起来了,干部也就富在其中了。反之,当干部如果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谋私利,首先富裕起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钱就那么多,干部多得,群众只能少得,干部与群众势必产生对立情绪,发展到极端就是天下大乱,最后吃亏的是所有人,是整个国家。因此我们说,群众先富,干部也就富在其中;干部先富,则走上邪路。如果总结经验教训的话,我认为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失误是,在开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没有规定干部不能先富起来。辩证法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否定哲学,没有否定,没有限定,也就没有辩证法。
早在大集体时,史来贺就坚持:大队干部的劳动报酬,不能超过一般社员的中等水平。史来贺的道理是:“领导,是我们的责任;劳动是我们的本份。社员同意多给我们一点,我们也可以拿这个补助。可是,反过来想想,社员的眼睛都看着分配问题,我们多拿一点,社员会怎么想呢?”当干部不能多拿,史来贺还有一个想法:“有一天咱们不当干部啦,可是要在**留下一条根,谁来搞特殊,他在群众面前就走不过去。”
史来贺本人更是以身作则。他从当干部起,一直按群众平均水平拿工分,上级规定给干部的补贴,他一分也不要。1965年,他开始拿国家干部工资,当群众平均收入比他低的时候,他把工资交给集体,按劳力平均水平参加分配;当群众的收入超过他的工资收入时,他仅拿自己的工资,不要村上的补贴。1976年,**建新村时,他家中的树木已长大成材,人家给3000元,他不卖,集体要建新村,他却以1500元的低价卖给了集体。新楼盖好后,干部群众首先动员他第一批搬进新居,被他婉言谢绝。6年后,**住宅楼房全部盖齐,史来贺才和最后一批群众搬进了新居。1953年,上级党委多次调他到区上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从我个人的角度讲,到区里当国家干部不吃啥亏,可**还很穷,这里更需要我。”1977年,组织上任命史来贺为**地委副书记,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天大的喜事了,可史来贺还是坚持原来的老主意。他对地委领导说:“**的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工副业刚刚起步,新村建设才开了个头,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我一走,群众情绪就会受到影响,再说,农业劳模离开土地还算啥劳模?”这样的事很多很多,说都说不完。正是因为**的干部们吃亏在前,享受在后,严格按照党的宗旨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广大群众凝聚在党组织周围,干群同心,才创造了**奇迹。史来贺说:“不吃亏,干不成事,想不吃亏,别当干部。”当干部要“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吃苦在前,吃亏在前,享受在后。”这些话在今天许多人看来是大话、空话,其实,它们才是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道道。当干部的,个人想先富起来也许并不难,难的是叫大家都富起来。个人能先富,只是小本事,叫大家都富起来,才是大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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